1929年，柴德赓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同学合影相送。后排左三为柴德赓。 

青年时代的柴德赓。 

陈垣老（中）与柴德赓\刘乃和（右）讲学。 

 

　　■特约撰稿 布谷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44年曾任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曾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调往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之一），创建江苏省属高校第一个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筹建苏州市民进。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

 

　　一

 

　　余嘉锡是柴德赓就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时的老师。

 

　　柴德赓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时在1929年秋。据柴念东著的《转眼沧桑到甲申：思想改造本末》（以下简称《转眼沧桑到甲申》）载：“柴德赓于北平师范大学求学习之时，师大正是名师云集之际。在当时的授课教师名单中有陈垣援庵、余嘉锡季豫、邓之诚文如、钱玄同德潜、范文澜仲云、黎锦熙邰西等等。”余嘉锡，字季豫，号狷翁，湖南常德人，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1901）举人，目录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等，时在北师大史学系讲授“目录学”等课程。

 

　　余师主治目录学，以通目录而求博通群书。《转眼沧桑到甲申》载：“余嘉锡先生积四十年之功，著述《四库提要辨证》，以一人之力，为纪晓岚等二百余馆臣编纂团队的《四库全书提要》挑硬伤，难度还在于他并没有机会直接针对《四库全书》钞本，仅仅凭考据之学而知《提要》之谬误。余季豫先生终以对目录学贡献，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誉。”

 

　　余嘉锡以目录学为门津的治学方法，给柴德赓的学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为以后精研张之洞的《书目问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转眼沧桑到甲申》载：“余季豫先生的目录学课为柴德赓后来的治学打下了应实的基础。从柴德赓留下的《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可以看到，在余老的亲授之下，用功之勤，以致后来得幸结识柳诒徵翼谋。”在时间过去了四十余年后的1969年，柴德赓在《关于我和余嘉锡、余逊父子的关系》中，依然充满着敬意，其中写道：“余嘉锡对目录学有研究，很熟悉《四库全书提要》，对史书有功夫，我在学问上是尊敬他的。他的封建思想很典型，但喜打牌，我也常陪他打牌。”

 

　　二

 

　　柴德赓结缘余逊时在1931年。

 

　　时，余逊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就任辅仁大学附中国文教师。

 

　　柴德赓则就读于辅仁大学史学系三年级，这一年夏，柴德赓与陈壁子结婚，时，陈壁子就读北大国文系，两位在读大学生的家庭生活是拮据的，经陈垣师推举，安排柴德赓至辅仁大学附中代课，任国文教师。于此，得与余逊共事。1969年，柴德赓在《关于我和余嘉锡、余逊父子的关系》中，对此有记：“余逊北大历史系毕业，是我1931—1933年在辅仁中学的同事。”

 

　　据柴念东在《转眼沧桑到甲申》介绍，余逊（1904年-1975年），字让之，湖南常德人。余嘉锡之子。中国历史学家。其学术功夫甚是了得，“据余让之的学生回忆，在讲堂上，学生手持课本，余先生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汉书》中的纪传，功夫了得。余逊在辅仁与柴德赓同一年任教授，1947年后专任北大历史系教授。”

 

　　三

 

　　1937年以后，柴德赓与余嘉锡余逊父子交谊渐密。

 

　　时，余嘉锡任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余逊于1937年进入辅仁大学史学系担任教职，而此前一年即1936年，柴德赓就任辅仁大学史学系助教。柴德赓与余逊有缘同在辅仁大学史学系共事。对此，柴德赓在《关于我和余嘉锡、余逊父子的关系》中有记：“1936年秋，我进辅仁大学教书，当时余嘉锡是国文系主任，可是全校的普通国文课是校长陈垣自己管的。1937年以后余逊在历史系教课，也兼普通国文，我和余家父子见面就多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辅仁大学作为教会学校留在北平继续办学。柴德赓、余逊等经常造访陈宅，登门请益，当时陈师住在兴化寺街五号（今兴化胡同十三号），陈垣便在前院的南房接待弟子，时间长了，与启功、周祖谟一起被视为“陈门四翰林”或“南书房四行走”。

 

　　四

 

　　与余家父子渐具私谊则是在柴德赓重返辅仁的1946年以后。

 

　　之前的1944年春至1946年间，柴德赓举家离开沦陷的北平，供职于坐落在四川江津白沙的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

 

　　此间，余嘉锡的二女儿余淑班与柴德赓妻舅陈绍杰（陈壁子二弟）结婚，柴余两家遂具姻亲之缘。柴德赓在《关于我和余嘉锡、余逊父子的关系》中，对此有记：“1946年我回辅仁后，因余嘉锡的第二女儿和我内弟陈绍杰结婚，和余家父子更熟。这时余逊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还因为傅斯年的关系兼管历史所博物馆的行政事务，仍在辅仁兼课。余氏父子和胡适都有关系。”

 

　　余淑班嫁给陈绍杰，柴德赓或许还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1945年12月19日，余嘉锡有长函写给尚在四川白沙的柴德赓，其中很长段落，写到了“二小女之事”，颇有说项的意思，甚至显得有些着急：“……仆所欲言者，二小女之事是矣。二小女幼而失恃，姆教未娴，不免一切奉真，于世故人情殊少阅历。然其天性甚厚，用心甚挚，与人交，推赤心于人腹中，见人之可悯，若疾痛之在已，此其可称者。语云：‘知子莫如父。’仆察其为人确实如此，非有誉儿癖也。贤梁孟与之相识甚久，相知甚深，其或者不以为言矣乎。虽其质美而学未充，识见未能超乎流俗，然时人娱乐放诞之习气则绝未沾染。经此八年之辛苦，烹饪、洗濯之事亦尚能着手，思想介乎新旧之间，而究之濡染于旧礼教者深，故其朋友皆女同学，而不愿亲近男子，于行为放荡者言之辄切齿。坐此行年廿有六，未尝识一男友。生今之世既不能纯凭媒妁之言，而青年当弱冠以后，未有无昵友者。弟虽欲为之相，攸将从何处物色耶？此仆未了之心事，为之卧不安席者，亦已久矣。贤梁孟之下交愚父子间不啻家庭骨肉，故能体贴下情，无微不至，承为绍介令内弟，年龄门户无不相当，此弟之所求而不得者也。小女向无成见，且信贤伉俪者至深，自亦无不愿结识之理。至于此后用何种形式相往还，则弟可听从彼意，不加以干与矣。曩命小儿即复一函，何以至今未蒙复示，若令外家有何不愿，亦不妨明以见告。叩彼此至交，何事不可披露耶乎？”可见彼此私谊甚笃。

 

　　五

 

　　据《柴德赓年谱》（柴念东编著）载，1943年，柴德赓在陈垣师的指导下撰写《〈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一文，“这是一篇弘扬全祖望学说，鞭挞汉奸谢三宾的力作。”也是“一篇传承陈垣考据学衣钵的经典论文。”该文于1943年底刊登在《辅仁学志》第十二卷一、二合期。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样一篇是非泾渭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945年，时任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时任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务主任兼国语专修科主任魏建功，联名向政府教育部推荐《〈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参加“第五届学术奖励著作”评选。

 

　　因参选需要论文刊本，而身处白沙，身边没有该文刊行件。柴德赓只好求助远在北平的余逊。或许邮件超重，余逊不厌其烦，将论文拆散，先后分数次寄呈柴德赓。对此，余逊分别在1945年3月6日、1945年3月19日给柴德赓的信中有及：“顷发一书，寄上《谢三宾考》第一至第二十页，此函内又寄上第二十一至四十页。如有遗失，希损书示知，以便补寄。”“三月七发两封信，寄上《谢三宾考》一至四十页，本来预备隔三两天再寄四十页以后的，因为元白说打算写封信给你，要装在一起寄，所以等了好几天。元白不愿意再耽延我，决定单独写信，所以迟到今天才发出。”

 

　　1946年底，《〈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获国民政府教育部颁“第五届（民国三十四年）学术奖励著作名单”，荣膺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六

 

　　抗战胜利后，柴德赓便向余逊等表露了返回辅仁的意想，而陈垣校长对这位得意弟子重返辅仁“期望甚殷”，余嘉锡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对柴德赓能够回到辅仁也是充满期待，以为“不宜犹豫”。余嘉锡在1945年12月19日写给柴德赓的那封长信的开头，即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并颇为细心地向柴德赓通告了当时北平的“生活问题”以及物价形势。此时，余嘉锡已披阅了柴德赓写给余逊、周祖谟的“手书”：“……屡读致让之及燕荪手书，垂询鄙人勤勤恳恳，展玩之下，渐感交集。闻有移砚北来之意，已决定否？援庵之于足下，期望甚殷，悬念甚切。度足下亦必倦倦于师门，则北上之行似不宜犹豫。但千里归来，生活问题自不能不在考虑之中。辅仁教授底薪不过二百四十元，最近待遇以上月为最优厚，亦只加三百倍，合成法币不过一万余元耳。今姑举仆为例，仆以教授兼主任并兼院长，且曾四次加薪，所得亦仅二万七千元而已。薪金之外以前尚有煤、面、花生油等，但或送或作价，或增，或减，每月不同，至上月则一律取消，仅存米二十斤而已。闻本月发薪时又有变动，或者待遇稍好（闻有加送双薪作为工节礼之说），亦未可知。至于支出方面，则已超过和平之前。此间报纸有每日期行情，今剪取昨日者付上，阅之可知也。总之以后从事教育决不至于饿死，然只可敷衍度日，若欲过中人生活如事迹之前，殆非目前所能办也。”让之即余逊，燕荪即周祖谟，余嘉锡大女儿余淑宜嫁给周祖谟。

 

　　在过后不到一月的1946年1月22日，余嘉锡再次致函柴德赓，除了通告北平的物价行情之外，重申了辅仁“甚盼台驾”之意，信中写道：“……今午《建国评论》社招饮，与援庵同席，渠甚盼台驾之来，仆以兄来函之言告之。援庵谓此无足虑，当时匆匆，未及细谈，未详所谓不足虑者安在？或者意在因陋就简、因时制宜，故以为不足深虑也耶。”

 

　　余逊从陈垣处获悉柴德赓将重返辅仁，“不禁狂喜”，而自柴德赓来函中得知需绕道南行，后北返，竟“曷胜惆怅”。1946年5月9日，余逊驰函柴德赓，表述了自己的心境：“……援师言旌麾或将直指北平，把晤在即，不禁狂喜。今得读五四尊函，始知仍需先飞南京，然后遵海而行，则握手之期又将迟缓，曷胜惆怅。旧都人心安定，城内治安无虑……”当时，余逊在“临时大学补习班”兼课。政府规定凡原在伪大学就读的学生，需进行相关课程的补习。或许补习班距余逊居住的寓所较远，“按步当车，则势所不能”，又车资不菲，对身陷物价暴涨苦境的余逊来说，无疑增添了一笔不菲的支出，信中余逊向柴德赓诉说了一肚的苦水，并“颇悔当年不习骑车之术”，至此，余逊引出了其“二妹”以及启功习骑的趣闻，写得颇为风趣：“……弟兼任补习班事，每月乘车往返，月须车资万金，欲安步当车，则势所不能。因是颇悔当年不习骑车之术。甚愿吾兄来平后来为任指导，期于一二星期内娴习此术，则操纵自如，无远弗届，庶乎无行路难之叹矣。二妹去岁九十月时以伪币五万购得一倭制车，差堪乘骑，惟时须修理，殊不经济……元白购得一倭车，类童稚所骑，同乘以赴校，弟嘲之为小驴，然已方便不少。”

 

　　七

 

　　柴德赓长于收集文史名家师友题写的墨迹，制于册页宝藏，是为墨缘。余嘉锡墨宝自在宝藏之列。据《柴德赓年谱》载，余嘉锡题墨时在1948年（戊子）5月间（孟春），题的是余嘉锡写于两年前即1946年（丙戌）元旦的一首《太平景象》，全诗如下：

 

　　太平景象尚迢遥，兵气虽沈未尽消。百岁光阴过强半，八年辛苦到今朝。

 

　　春风作意初转云，海日何心欲落潮。稍喜连宵闻爆竹，人间知己逐山魈。

 

　　余嘉锡在诗后撰有跋语：右丙戌元旦书一首，其年八月，青峰姻兄始自蜀归，今年正月出素册索书录呈郢正，距作此诗之时忽忽已两年。兵气之未消如故且加甚焉。移录既竟，不禁感慨系之矣。戊子孟春。狷翁余嘉锡，时年六十有四。

 

　　柴念东在《转眼沧桑到甲申》中对余嘉锡《太平景象》中的“兵气未消”句有解读：“……此中‘兵气未消’指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本来‘八年辛苦到今朝’，两年后竟成如此局面。当然余老不懂政治，但他害怕军事，他不愿意为避战火，颠沛流离。”

 

　　八

 

　　“兵气未消”的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离开大陆之前，曾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平津学术和知识名人抢救计划”，有四类人员列入抢救名单，需要随政府离开大陆的，其中一类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作为院士的陈垣和余嘉锡属政府抢救范围之内的首选对象。

 

　　“1948年围城之初的一天”，余逊给陈垣送去了离开北平的飞机票。当时，柴德赓正好在陈师办公室商议教务，见证了这一历史场景，并为陈垣能够留在北平，起到了相应的中介作用。在时间过去了二十余年后的1969年，柴德赓在《关于我和余嘉锡、余逊父子的关系》中，追述了当时的情状：“1948年围城之初，余逊一天拿了一张飞机票送给陈垣校长，说是朱家骅、傅斯年要陈马上离开北平去南京。我正去陈的办公室，看见余在那里，又知道余是送机票来的，我力劝陈不走，对余贸然送机票很不满意，当时就争吵起来。为了这件事和余家父子有了隔阂。陈决定不走，余家父子也没有决定要走的打算。”

 

　　据柴念东考，此前，柴德赓等已与陈师对是否离开北平进行过探讨，分析利弊后，“留下已经达成共识”。而对余逊突然送来机票，“也许会议期间动摇陈援老的决心，要不是柴德赓‘截和’，大概陈援老还不好回绝呢！”

 

　　余嘉锡没有离开北平，恐怕是出于旧时代知识分子对新形势的传统反应。据柴念东分析：“他（余嘉锡）是一个旧传统的守护者，家国情怀体现在自己的学问里面。”

 

　　九

 

　　1947年后，余逊离开辅仁，专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进入五十年代，余氏父子先后罹患疾病。1952年，余嘉锡因脑溢血而卧床不起，余逊也因罹患高血压而不能正常工作。

 

　　1954年2月初的一天，余逊突发脑溢血，进入弥留状态，身陷危境。1954年2月4日，柴德赓获此恶讯后，急赴医院探视，竟与启功等物色棺木。对此，柴德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有记：“晨周祖谟来，报告让之（余逊）住中央医院已至弥留之际。急往院中，呼吸全仗氧气，危险万状。与元伯（启功）、奉生为其物色棺木，准备后事。同年兄弟，乃至此境，辛酸泪下，不能自己。”所幸，经全力抢救，余逊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只是“半身不遂”，不能正常工作了。“余逊也因高血压病半身不遂，十多年不工作了”（柴德赓语）。

 

　　余嘉锡于1955年初病逝，享年72岁。柴德赓在1955年1月24日日记中，记有余嘉锡过世的相关线索：“下午周祖谟、田玉清来，谈让之情况。同至张重一处。周祖谟谈余老棺木共费670万。”周祖谟是余嘉锡长女婿。

 

　　十

 

　　余嘉锡逝世后，余逊、周祖谟以及柴德赓等着手整理余嘉锡遗稿，考虑先行出版余嘉锡论文集，得名《余嘉锡论学杂著》。陈垣对出版余嘉锡遗著极为重视，在审阅了初编目录后，提出“广搜博采，以免遗憾”，并提供了私藏的余嘉锡遗文。1959年10月陈垣在写给柴德赓的信中对此有述：“……余丈文集目录一纸，已见。余丈生平著作等身，何只此寥寥数首，似应广搜博采，以免遗憾。……承命为余丈集作序，不敢不敢。惟敝藏余丈跋文数篇，如《跋施愚山试鸿博时家书》《跋高邮王氏族手稿》等，每篇约五六百字。如果需要编入文集，届时示知，当录呈。”

 

　　《余嘉锡论学杂著》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余逊和周祖谟颇为尊重柴德赓的意见，关于文集的编排等事宜请柴定夺。1960年7月22日周祖谟致函柴德赓：“……吾兄走后，让之胆囊炎复发，曾至人民医院治疗，刻已出院。关于余丈文集一事，今晨中华书局有人来，当将我兄信中所及与彼商量，并将手边所有论文原稿及其他印本拿出略作研究。书局愿意将论文集为一编，其它如《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校勘学》等书或单出或集为一书。关于学术介绍一文，老兄固义不容辞，即编排方法亦赖老兄定夺。现将手边所有论文开一目录奉上，日内当再问问让之，看有无遗漏。如兄认为论文可以合为一集，即请点定次第，以便与中华研究。至于点句一事，今晨亦与书局同志谈及，请彼处设法。结果如何，容再奉告。”

 

　　余逊（让之）请陈垣为《余嘉锡论学杂著》撰写序文，而陈垣自谦“有负期望”，竟致函柴德赓，请予“捉刀”。陈垣于1962年1月26日写给柴德赓的信中有这样的叙述：“……让之属余为豫公遗著序，义不容辞，但恐未能窥见高深，有负期望，兄能为我捉刀不？”其实，在此前的1月19日，刘乃和在致柴德赓的信中，有及陈师嘱托，对此，《柴德赓年谱长编》载：“得刘乃和函，言余逊请陈垣为‘余嘉锡论学杂著’作序，援庵师嘱柴为其先起稿。”

 

　　柴德赓对老师的嘱托，当“义不容辞”。序文很快就按照陈师的嘱托完成了，寄往北京，得到了陈师的激赏，陈师在1962年2月25日来函中以为“大佳”：“青峰老弟：叙文收到，大佳。连日因他事太忙，未能细勘，恐念，谨先奉复。”

 

　　十一

 

　　余逊晚年，长年患病，颇为寥寂。柴德赓曾登门拜访。1962年9月30日，柴德赓在给夫人陈壁子的信中对此有及：“……我去过余（余逊）家，老夫妇晚间一灯相对，冷落得可怜。”

 

　　余逊于1975年在“冷落”的景况中病逝，享年72岁。

 

　　柴德赓则已于1970年1月23日在苏州尹山湖农场劳动改造时，心脏病突发救治不及去世，享年60岁。

 

　　曾读过李义山“哭刘蕡”诗，记住了其中“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句，充满风义的一句，也是柴德赓与余家父子平生交谊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