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慧琳
我是吃着阿满的猪头肉长大的。
阿满是杀猪的，但他是一个有编制的屠夫，是供销社的一名正式职工，有劳保，有福利，有工资。用我奶奶的话说，阿满是一个吃皇粮的“杀猪佬”。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有一个与肉打交道的工作，阿满是别人眼中的“人上人”。
阿满长得有点“粗”。他上身长下身短，肥大的身体仿佛随时会压跨下肢。粗壮而白嫩的手，似六月的塘藕。两只小眼被肥肉挤着，只留下一条缝。两颗阔阔的门牙闯出了嘴，像是随时要来扎肉。
尽管阿满长相不上品，但我很喜欢他。因为他是我奶奶的远房亲戚，经常拎着猪头肉来我奶奶家。
阿满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来的。那时，很少有人买得起自行车。所以只要一听到车铃声，我就会兴奋地大叫：“奶奶，阿满来了！”这时，阿满会边向我招手，边从车头的黑布袋里拿出一块巴掌大的猪头肉。不一会儿，奶奶家的厨房就飘满了肉香。
阿满时常穿一件黄色的打着补丁的衬衣，脚上是一双黄球鞋，梳着倒发，挺着大肚，说话不紧不慢，看上去像个干部而不像屠夫，但车架上载着的那些明晃晃的剔骨刀、分割刀、切肉刀，又明明白白提醒我，他确确实实是个“杀猪佬”。
虽然我不是阿满的徒弟，但是他的忠实粉丝。只要阿满来村里杀猪，我就会丢下小伙伴，丢下老师布置的作业，像木墩一样站在他身后，聚精会神地看他如何下刀，如何切肉，如何剔骨。尤其当阿满用他那把锋利的尖刀，把偌大的猪头一刀一刀割下来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因为又有肉吃了。
在阿满忙完整个屠宰工作后，东家会烧几个菜，比如，猪头肉、猪心、猪舌、猪肝等，热上一壶老酒，犒劳屠宰师傅。这时候，阿满会夹一块猪头肉给我。肉到手，我像捡到宝，躲进墙角，先用鼻子闻一闻，香；再用舌头舔一舔，鲜；然后咬一小口，慢慢嚼，直到把粘在手上的肉汁全部舔净后，又喜滋滋地回到阿满身边。这时，他会摸着我稀疏而无力的黄头发说：“小主，这么瘦，吃好点。”
长大后，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头发又密又黑又亮，我想，那肯定是阿满的猪头肉发挥了巨大作用。
确实，阿满就是我童年的神话。小时候，我是天天盼着阿满来我奶奶家，天天盼着阿满来村里杀猪。
一次端午节，奶奶对我说：“明天去镇上买点肉，过个节，去勿？”我当然很乐意。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了，走了五里多山路，终于到了镇上。镇上的肉食店在热闹的十字街口，我们到时还没开张，但黑压压的人群已将肉摊挤个水泄不通。我站在街角，奶奶提着篮子拼命往人群里挤。一会儿，斑驳而沾满了油脂的木排档依次打开，露出了五个硕大的脑袋。我定睛一看，靠左边第二个是阿满，他穿着一件油腻腻的黑皮卦，手里提着一把沾满肉沫的大刀，亮着嗓子大叫：“猪头二角三，条肉六角八……”听着阿满圆顺而有节律的叫声，我忽然觉得，这些枯燥的数字，是那么诱人，那么有韵味。
“阿满，给我来一斤条肉”“阿满，我要后腿”“阿满，把猪头给我”……阿满如一名红得发紫的大明星，被人大呼小叫着。而阿满显然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不慌不忙，手起刀落，肉离秤起。“来，条肉，一斤二两肉，八角二分”“来，猪头一个，六斤半，一块六”。
“阿满，猪头给我！阿满，猪头！”随着叫声，我看见阿满把猪头递向了一只高高举起的篮子。虽然那只篮子离阿满有点远，但他还是挪了挪身子，使劲地放了进去。那个把篮子举过头顶的是我奶奶。
看到奶奶提着猪头的开心样，边上的人羡慕地说：“运气真好，能买到猪头。我们半夜就来排队了，还买不到！”
回家的路上，我问奶奶，为什么要买猪头肉，为什么人家买不到。奶奶说：“买猪头实惠，一斤条肉的钱抵个猪头。猪头肉多，味道也蛮好的。家里人多，一斤条肉一餐就吃完了，一个猪头可以吃好几餐呢。猪头量少，一个猪一个头，不找熟人买不到。幸好有阿满，把猪头给伢。”
但也不是每一个跟阿满熟悉的人都能买到猪头，如果去晚了，就没有；关系不深，就没有。因为阿满手里的猪头少得可怜，每天仅三个。所以，能不能买到猪头，全看阿满眼中的你。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阿满，其实都是为了他的猪头。
虽然村里的人叫阿满“猪头”，但我仍坚定地做他的粉丝。并时常面对难以下咽的霉干菜，幻想有一天能成为阿满的干儿子。因为这样我就能天天吃肉了。然而这一幻想在我见到阿满的儿子后，彻底打碎了。
一个清明节，奶奶带着我回娘家上坟。奶奶与阿满是同村人，虽然都住在山里，但奶奶娘家的条件明显比阿满家好。奶奶娘家是木结构二层楼的合院，阿满家是山脚下的三间泥瓦平房，地面是泥做的，凹凸不平，窗户用塑料袋遮着，不进风不透光。家里虽整洁，但阴暗而潮湿，屋子里全是霉味。
我和奶奶去时，临近中午，阿满老婆正在烧菜做饭。只见她把一片菜叶往油碗里一蘸，然后迅速沿锅边一擦，又把菜叶放回油碗。青菜“吃”油，这么一点油，菜会鲜吗？
正纳闷着，从灶膛里探出一个小脑袋，像一个因失水而没有发育的小冬瓜，穿着一件破旧而不合身的花衣，衣服上落满了柴草和烟灰，两个黑乌乌的眼珠怯生生地看着我们。阿满老婆说：“这是伢小的。”奶奶忙从口袋里摸出两颗纸包糖，放到他干瘪瘪的手里。他的嘴巴动了动，但终于没说什么，红着脸又迅速钻进了灶膛。
奶奶示意我和阿满的儿子一起出去玩。山脚下，我们边扔石子边瞎聊，其实是我一个人在吹牛。说我们镇上的房子有多高，学校有多大，老师有多牛。阿满的儿子张着嘴巴，睁着眼睛，羡慕不已，就像我羡慕阿满有肉吃。我忽然问道：“你爸是杀猪的，你家一定天天吃肉吧？”他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才细声细气地说：“我爸把猪肉都送给爷爷奶奶和别人了，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肉吃了。”
回家的路上，我问奶奶：“阿满是吃皇粮的，每月都有工资，为什么住着泥房子，他老婆做菜连油都舍不得放。而他儿子更可怜，像个病娃。”奶奶说：“阿满家人多，有儿有女，有老婆有爹妈，全靠他这点死工资。阿满这个人热心，要面子，人家来借钱，买肉垫钱，他总是小布衫里脱出，日子长了，富庙也会被吃穷。”
从那以后，每次看见阿满，我总会想起那三间充满霉味的泥房，和那个像病娃的儿子。
转眼到了年底。过年了，杀年猪是农村的习俗。村里已杀了好几头猪，但都是陌生人来屠宰。我问奶奶：“阿满去哪儿了，怎么不来杀猪了？”奶奶叹着气说：“阿满不会来了，他的手坏了。”
手是屠夫的命。因为杀猪的每道工序都要用手来完成。阿满那双白藕般的手怎么会坏了呢？奶奶说是被野猪咬的。
原来，夏天，村头的玉米成熟，山上的野猪纷纷下山到田里偷吃。一天，一只母野猪带着四只小野猪窜到阿满邻家的玉米地，邻居拎起锄头追打，但饿红了眼的野猪根本不怕人，母猪带着小猪一起围攻，邻居边打边叫：“快来人，有野猪！”
正在家休息的阿满闻讯拿起杀猪刀，冲入猪阵，左砍右刺，凭借娴熟的杀猪技术，一剑封喉，干掉了两只小野猪。母猪见状，发疯似地狂扑过来，对准阿满拿刀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阿满忍痛反击，但终因野猪皮太结实，阿满的刀怎么也刺不到要害。
幸好，附近村民及时赶来，野猪落荒而逃。但阿满的手还是被撕开了口子，血流不停。望着全身是血的丈夫，阿满的老婆一把抱住他，号啕大哭，边哭边“骂”：“你怎么这么傻呀，野猪管你什么事呀，你当什么好人呀，你以为是家猪呀，用刀就能杀死？真是个猪头！”阿满忍痛笑笑道：“是的，是的，我是你的那个猪头！”
有人说，做屠夫的，都活不长。因为杀生。但阿满的身体一直健健康康，除了那只被野猪咬伤的手。奶奶说：“阿满会做人，老天也长眼。”
时光匆匆，好多年过去了。今年回家过春节，大年初一来客人，妈端出了一碗猪头肉。多年不见猪头肉，一口咬在嘴里，香喷喷，糯滋滋，油汁汁。我问肉从哪来，妈说：“是阿满托人带来的。他现在跟儿子一起，专门做‘阿满’牌猪头肉，用老一辈手艺做的，网上也卖，生意好得很呢。”
吃着猪头肉，我仿佛看见了当年阿满那张胖乎乎的笑脸，那双粘满猪毛的大手，还有那把明晃晃的杀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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