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将至，穿叶艳阳，满目山海。但疫情未退，自由仅存在于方寸之间。在这样的时间段选择去读《鼠疫》，我从一开始便抱着求救的想法，读完全书，我想，可以从中撷取一句话来作为答案，那就是“求得内心的安宁”。
■黄业婷
《鼠疫》发生在北非阿赫兰市，这是一个“毫无色彩的地方”“毫无臆想的城市”“纯粹的现代城市”，但因为这个城市对养成习惯有利，“到头来竟仿佛能使人悠闲自在”“人们在那里可以沉沉地睡过去”。总而言之，这是千万个普通而舒适的小城市之一。
这里有各色各样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坚持，他们的身上有着不同的故事，当一同处于“鼠疫”这一大漩涡之下时，他们都在用行动追求着自己内心的安宁。
首先是格朗。格朗是市政府里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职员，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他把妻子气跑了。因此，他总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小说写作，想以此献给妻子。他希望这是一部可以让出版商在办公室里脱帽致敬的书，希望能够用最完美的形容词将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写出来，将空洞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全部舍弃，但正是因为他过于追求语言表达的优美得体，使得他的小说一直停留在第一句话：“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
格朗在疫情开始之后就积极地参与了志愿卫生防疫组织，他负责对资料进行统计，收集和整理各式各样的数据信息，绘制图表，对情况进行分析以研究出其中的规律，进而预测未来的发展形势。这些工作虽然枯燥繁琐，但是他却一丝不苟，默默无闻地做好每一件事。
看似最为普通不过的一个人，作者却这样评价他：“如果说这个故事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虚怀若谷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从格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默默无闻”的魅力，他有自己的寄托，又满怀善良，他的内心安宁而充满力量。
其次是朗贝尔。朗贝尔是一位与未婚妻分隔两地的记者。他从巴黎来到阿赫兰，只为撰写一篇有关阿拉伯人生活的稿件。但因为隔离而被困于此，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回去。对于朗贝尔来说，“幸福”或“爱情”并不是凡夫俗子微不足道的追求，而是对“为理念而死”的反叛，是在英雄主义夺走千万人生命的时候，守护最为脆弱的个体尊严。
小城的志愿防疫队，起初在朗贝尔看来，也是这样一种抽象理念的产物。他可以深爱自己的妻子，但无法对这些异乡人产生感情；他可以理解人对亲人施以援手，但无法理解为公众谋福祉：后者似乎已经背离了爱情，进入了理念的领地。
但就在计划成功的前夕，在距“幸福”一步之遥的地方，这位原本已经被判死刑的记者忽然动摇了。在这短暂的、用千辛万苦换来自由时刻，他选择留下来，参加医生组织的志愿防疫队伍。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了这样的一幅场景：“从四面八方传来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在这闷热得吓人的大厅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大夫里厄。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而一旦亲眼所见，（他）人便不再是一种理念，置身事外也就不可能：“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究竟是什么让朗贝尔抛弃了自身所爱呢，我想，那便是同理心。同理心使得他真正置身其中之后内心无法再得安宁，面对着来自内心的呼喊，他做出了改变。
第三位人物是塔鲁。塔鲁的父亲是一位检察官，在他的少年时代，看到自己的父亲以社会的名义对犯人判决死刑，并亲眼目睹了犯人的惊慌。他感到非常痛苦，认为这种用杀人方式来维护不杀人的逻辑是无法理解的。因此，他离家出走了，搬到奥兰城定居，“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是为这种事进行的辩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我一概拒绝接受。”他说：“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者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而当鼠疫一开始，他就毅然决然地投入抗疫斗争中。当鼠疫结束的时候，由于过度疲劳，他的免疫力急剧下降。患上了鼠疫，成为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个牺牲品，在鼠疫的折磨中死去。
“求得内心的安宁”一言正是出自塔鲁，他说这是他的毕生所求，无论是一开始决定无论如何都站在受害者一边，亦或是之后为了鼠疫奋战不息，塔鲁都是从心所欲，追求自身内心的安宁。但是塔鲁就在鼠疫快要结束的尾声，在城门就要打开、整个城市都在兴奋地憧憬着未来自由幸福的生活时，成了这场鼠疫最后的殉葬品。这场死亡几乎是为塔鲁笼上了圣者的光辉，让他的生命由此达到完美的顶点。
最后是里厄大夫，里厄大夫是本书的叙述者，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加缪本人。里厄大夫关心民众的健康，为了战胜鼠疫日夜操劳。他的道德准则是“尽我的职责”，他说：“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加缪的人道主义信念。里厄曾说：“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真正的人”以“人”的尊严和价值来凸显真实性，是以精神价值为存在追求的。做一个“真正的人”是里厄直面鼠疫的勇气根源，更是其信仰的根源，“真正的人”的内涵的体现伴随着里厄反抗鼠疫、忘我奉献、珍视生命的全过程。
里厄内心的安宁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在反抗的路上不曾停歇，是《鼠疫》中塑造的“英雄”，也是加缪笔下的“反抗者”。
鼠疫是加缪所认为的“荒诞”的最高形式的体现，人类被困在一个小城大小的囚牢之中，面临着突如其来、不可战胜的毁灭性灾难，我们的生存随时面临着威胁。而面对这种荒诞应当如何？加缪认为，我们应当反抗。反抗是人们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人们通过反抗将被摧残的共同人性，被打破的适度均衡以及被打乱的限度尺度维护起来。
就比如鼠疫中的所有人。明知我们人类的所作所为，在猖獗的鼠疫面前不过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但是以里厄为代表的人们投入到斗争的队伍里来，和吞噬人类生命的鼠疫进行着殊死的搏斗，“面对鼠疫，人唯一的口号是反抗”。
“反抗”所追求的不是一种结果，在《鼠疫》的最后，很难说是人类的反抗战胜了“鼠疫”，作者写到“鼠疫的突然消退是始料未及的”，“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反抗”是一种身处荒诞之下的态度，是建立在悲观认知之上的积极面对。只有“反抗”，才带来“安宁”。
人无法追求“胜利”，只能不断“反抗”，只能追求内心的“安宁”。
身处疫情之下，身处俗世之中，不免偶有“荒诞”，常有痛苦，《鼠疫》所教会我们的不是解决之法，却是救己之道，世间万事，莫向外求。
“我想，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加缪《西西弗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