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
■黄仕忠
（浙江诸暨人，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古典文献学、资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等。）
一
诸暨的抗战，是可歌可泣的。有谣云：“杭州人怕飞机，日本人怕诸暨。”抗战前期，日军曾几番侵袭诸暨，皆被驻军击退。其中有一场激战，就在我们村南面的山岭里发生。我查了有关史料，日军的侵犯，按时间排列，大致如下：
至1937年12月底，日军先后侵占上海、南京及浙北。从1938年到1940年两年间，以钱塘江为界，中日两国军队隔江对峙。
1940年初，日军发动“钱江战役”，渡江占据萧山，构成打开浙东门户的桥头堡。10月，日军3000余人对诸暨“扫荡”，18日占领诸暨县城。之前国军已主动撤退，然后转辗包抄，与据城日军激战。战至19日上午，日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撤出。诸暨全境遂得克复，但县城已残破不堪。
1941年4月，日军发动“浙东作战”（宁绍战役），以一个师团兵力，分左、中、右三路侵袭诸暨。
左路乘舰，16日在钱塘江南岸的三江城登陆。17日占领绍兴。19日，沿诸绍公路抵枫桥镇，至镇南十五里外的永宁乡一带时，与驻守国军发生激战。
时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刘建绪部所属，一部在永宁乡的陈昂、顾家坞等处山岭上驻扎，一部驻于小溪岭及附近山岭，师部设在四面环山的蔡家坞。这些山岭本是一体，只是岭东和岭西，形成不同的溪谷和通路。日军欲从这几个溪谷打开通向县城的道路，以便与另外两路日军在县城汇合。为此与驻守的国军短兵相接，激战一日，国军不敌，被迫南撤。
中路为酒井直次郎所率15师团主力，于17日从萧山南侵。20日，与经枫桥而来的左路军在诸暨城关汇合，南北夹击，攻占诸暨县城，并继续南下侵袭诸暨南部及金华地区。
日军右路从富阳入诸暨境，遭国军围歼，仅余部分残兵逃脱，未能进至诸暨县城。
5月11日，日军第13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从杭州推进至诸暨。5月16日，日军开始撤退。5月21日，国军再度克复诸暨县城。
二
在我们村，第一次传言日本佬要来，是1940年10月的那次扫荡。因为日军杀人可怕，村人先行躲避，称之为“逃日本佬”。我父亲十四岁，与我祖父、祖母一起，翻山越岭，到十五里外的柳宣躲避。他只带了一个小板凳，下面捆了些丝织品，算是家中的细软，也方便随地坐歇。但那次日军直扑诸暨县城，守军则虚城以待，战斗主要发生在城关，日军并没有经过我们村。
第二次，则不是传言，日军是真的来了，在村里抓人、杀人，还放了火，还在我们村南边的山岭里，与国军打了一仗。
村里的老人已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情，只记得那天是农历三月廿三。我核对历书，恰是阳历1941年4月19日，也就是史书所载日军在枫桥与国军发生激战的那一天。
那左路日军在攻陷绍兴后，沿着诸-绍公路，通过枫桥镇南下，国军与日军的激战，就发生在我们村南边五六里外的山岭里。
枫桥镇距离我们村十五华里。当时，日军出枫桥后，一股部队往东南过长虹岭，经杨坞岭，出新桥头，进入石砩向南的山谷，攻往陈昂。另析一小股经我们村，再经小溪坞，停小溪岭。另一股则从镇南沿诸-绍公路，经郭店到达新店湾，在新店湾岭与国军重兵激战，不得西进，遂析一股向南，从下西湖经小溪坞入山谷，沿老虎尾巴、十馒头、四竹坞等处约五六里长的山岭，通过山谷间的小道，到谷底翻过底坳，到达蔡家坞。一部则在小溪岭激战后，越过山岭，入蒋铁。蔡家坞之敌，也一并沿蒋铁经火烧吴，至廿里牌、十里牌，再遭守军抵抗，激战后守军溃退，日军遂从东部攻入城关。
在这一带的山岭中，当时有几个师的国军驻守。据何应钦的回忆录，从19日凌晨到傍晚，小溪岭等处守军曾激战大半天，最后被日军击溃。在生产队时期，社员们经常在山顶的柴丛中捡到长满铜锈的子弹壳，甚至是成排的子弹，便是那场交战留下的痕迹。
是日，前村有一绅士，由两儿抬轿，欲往枫桥求医，转过新桥头，便见日本兵从山口涌来，喝令站住，不听，便开了枪，两儿窜入野地逃脱，绅士则遇难。
此处枪声一响，伏在鲤鱼背上的几个中国兵也打开了机关枪。日军便分派七八人，从后绕过，欲包围之。中国兵则以机枪掩护，两条步枪后撤；步枪开火，机枪再后撤，如此交替，迅即向申公庙方向退却。日军则未发枪，悄行跟进。
当时，木沉庙背后的农户家里有中国兵数人，正在屋内煮食。闻枪声，即行撤退，退往驻扎在蟹螯湾的团部。有一老兵因在茅房出恭，未闻撤退军令，施施然系裤带出茅坑，忽见山背上有几个日本兵正在张望，遂举枪从容瞄准，一枪便撂倒一个。其余日军闻声卧倒。时为农历三月二十三，麦子已开始抽穗，老兵乃不慌不忙，从容从麦田中撤退。
大队日军后至，围住我们村，搜索找人。我祖父因身体有恙卧床，闻日本佬来至，躲于柴房的柴堆下。那日本兵先是站在柴禾上踩踏，继之用刺刀捅扎，祖父知无法幸免，只好现身。
日军在村里共抓得我祖父和绥康、长泰三人，迫其做挑夫。又命绥康在前带路。绥康年轻，二十出头，穿一件白色夹袄，未免过于显眼，日本兵乃命其与我祖父所穿黑棉袄相换。绥康瘦小，祖父高大，故如着小儿衣，殊不爽。行至小溪岭下，山上驻守的中国兵开枪，日本兵按压绥康之头使其伏下，唯闻子弹嗖嗖从头顶飞过。日本兵迅即散开，然后匍匐而上。绥康见状，趁机遁入山沟，凭仗地形熟悉，绕山而走，当天即逃回。
我祖父行至浬浦一带，天黑林密，遂得乘机逃脱。
三
我祖父等三人尚是幸运。水灿他哥水木，阿义他娘，刚逃到村口，就被日军开枪打死。
那次日本佬来得快，走得也快。阿义他爹周松带着家人回来，一家人正哭哭啼啼，商量办丧事。有人说：“人死外面，尸体不可抬进屋里，会惹晦气。”但这是自己的娘，也不能让其摆在路边，于是抬回草厂，停尸待殓。
不成想，过得不一会，第二拨日军又至。这次是骑兵，远远看见十来个骑马的日本佬，从大溪对面的新路廊过来。村里人一哄而逃，也有未及逃远的，只好躲在家中。
我父亲回忆说，小槐家里有一根大火枪，日本佬第一次来时被搜了出来，大概觉得没什么用，便扔掉了。小槐把它从村边找了回来，背在背上，顺便去周松家看热闹。正看着热闹，听说日本佬又来了，他和几个人就从台门旁的巷口往外探头去看。那里正当直路边上，大概当他探头去看时，背着的火枪枪杆露在外面，被那边的日本佬看见了。他们一伙人经过周松家的草厂，直接从村后逃走。这拨日本佬来得很快，路过草厂，顺势就扔了个手榴弹，是会炸开又会烧的那种。周松被当场炸死，草厂也着了火，屋里躲着小儿子和两个媳妇，小媳妇是童养媳，只是个小囡仔（小女孩），她担心地说：“姐姐，着火了呢，跑吧。”大媳妇却担心日本佬还在外面，没有跑。结果大媳妇和小儿子都被烧死，只有那小囡仔逃出生天。
阿义回来时，草厂已烧得精光，里面爹娘和嫂子的尸体也都被烧化了，只剩下一个“肚”（胃），因为难燃，还没烧完。
四
我祖父在村中被抓住后，又被裏胁着随军而行，转过小山头，行得里许，便闻见爆炸声，回头见山后烈烟滚滚，直冲云天，观其方向，似与自家宅屋叠合，念及妻小，忧心如焚。
祖父逃脱后，不敢沿原路返回，往东绕行，翻过邵家岭，来到离村十五里外的姚家庵，在弟媳的娘家乞得一餐，其时惊魂未定，哆嗦着问我家台门是否被烧。答曰：“未有所闻。”心遂稍安。归后才知是日军将手榴弹甩进了周松家，浓烟直上，三间大草厂化为飞灰。
祖父身体一直有恙，又遭受这般惊吓，遂至病重，卧床半年多后，撒手人寰，虚龄四十三岁。是年，我父亲十七岁，幼弟方三岁，其后寡母孤儿的担子便落在父亲肩上。
此次日本佬突袭诸暨，几股日军分批经过我母亲所在的小溪坞，她那年才十二岁，随长兄逃至山沟内躲藏，亲眼看见日军像一排排黄泥墙般移过，其时之恐惧，深深印入脑海。虽至盛年，仍常作“荒梦”（噩梦），犹然在“逃日本佬”，惊恐万分，恍惚之际，日本兵便至眼前，她的双足却似被绊住，不能提迈，忽然跌醒，才知是梦，而汗已湿透衣枕。
评 论
黄仕忠（本文作者）：这篇里面的故事，原本各自独立，是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说的。我父亲也从我祖父的遭遇、炳义家的惨状、庙背后老兵的冷枪等，作为几个故事分别说过。我最初以为诸暨在1938年就被日军占领了。问陈侃章兄，他说日本佬到诸暨，曾几进几出。于是我找了《浙江抗战史》《诸暨抗战史》《枫桥史志》查看，把诸暨战役有关的内容挑选出来，其中《诸暨抗战史》主要据何应钦的回忆录，最为可信。将有关资料相互印证，于是具体时间有了着落。再核对不同故事的细节，发现它们原本相互衔接，必须是同一天，才能对得上。又从老人们口头相传的农历“三月廿三”，确认是同一天。
王安祈（剧作家，台湾大学荣休教授）：您的大作勾起多少回忆！您写战争、过年，我读着想到的是，我父母的经历不知有多少相似？可惜我当初离家早，沒来得及像您般了解他们的生活经验。所以说，您的这一系列小品记录的又岂是钱家山下而已！谢谢。
陈侃章（诸暨籍学者，毕业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77级）：一个研究古典戏曲文献的大教授，对故乡往事一一数道，用力如此之勤，是我没想到的。我觉得仕忠兄用学者眼光记下的这些细节沧桑，很有历史价值。关于日本鬼子侵袭诸暨，我未系统研究过，不过有几点，还曾略微了解过。一是由于诸暨当地抵抗甚烈，日军在诸暨先后制造了“三江口惨案”“浬浦惨案”“五指山惨案”等，累计杀害二千多诸暨平民，在绍兴专区所属各县中，是死伤最多的，不知道在浙江省是不是最多？二是日军专门跑到时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诸暨盘山老家，烧毁了蒋的住宅，抢掠了盘山小学的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并焚烧学生宿舍，使盘山小学一时狼藉，拙著《飞将军蒋鼎文》对此有专章提及。三是郁达夫在三十年代初到诸暨时，往访西施殿，记录所见所感，成为一篇游记名作。日军飞机轰炸诸暨县城，苎萝山麓的千年古迹“西施殿”也被炸得千疮百孔，变成断壁残垣，直至八十年代末期才恢复修建。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仕忠兄讲到了祖父和父亲都受过日军侵掠，不知他这个“日本通”此时是何种感受？我听俞可平兄说，他因父亲被日军抓去做壮丁，九死一生，逃出虎口，由此他一度拒访日本。直到他父亲晚年对此释然后，他才接受了日本学者的邀请，访问日本。
吴先宁（诸暨市浣东街道火烧吴村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诸暨的战役，就是金华会战的一部分。日本人的战略意图是打通浙赣线，与广州连成一气，彻底堵住国民政府的海上通道。因为在诸暨南部、义乌、浦江等处受到激烈抵抗，最后只好退回杭州。蔡家坞到火烧吴很近，三五里路吧，现在蔡家坞合并到我们火烧吴了，是同一个行政村。从蔡家坞到诸暨县城，必须经过火烧吴，然后一路向北，过廿里牌，十里牌，就到县城了。（仕忠按：何应钦回忆录里记录了小溪岭的战斗，以及廿里牌对日军的阻击，称战斗十分激烈。）我们村也“逃日本佬”，与你说的是同一次。那次日本鬼子从小溪岭过来到我村，抓了鸡到村南头大仙庙里烧火烤鸡，被我村人民杀掉两个，后来尸体在庙里烂掉，石板上留下人形，在雷雨前会显出来，我们小时候都很害怕。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青年“国家级重大人才项目获得者”）：抗战史的宏大叙事读得多，就会想当然地脑补起我军全面溃败、敌军一夜之间长驱直入的“冷兵器时代”历史画面。老师这篇根据家中长辈口述材料整理的“一个村庄的抗战史”，令我触摸到真实而粗糙的历史肌理。国军与日本侵略者只是在枫桥镇一带就有过这么多次的拉锯与激战，在这样的历史动荡之中，每一个小人物的消失都有或多或少的偶然性、必然性与悲剧性，比如因为不小心把枪杆露在外面，导致日本佬扔进手榴弹，害死好几个村民。看似简单地记录了每一个具体人物罹难的经历，当这些记录汇聚起来的时候，一部真正以“人”为中心的抗战史书写，才成为可能。
潘培忠（厦门大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我在厦门求学时，写过《从客运码头走过》组诗，为的是纪念1938年5月13日，在鹭江码头被日军机枪扫射身亡的数百名徒手壮丁。码头现改称客运码头，每次经过此地，我都会感慨那里是厦门的“伤疤”。这城市的“伤疤”，在方志、史书里可能还有所记载，至于“日本佬”留在小老百姓心头的伤痕，要是没有人记录下来，也许就会被时间抹去了吧。
铃木阳一（日本神奈川大学原副校长、原外国语学部部长，现荣休）：仕忠师兄，玉稿收到了。多谢。很遗憾，现在全世界扩大暴力和压迫，每天不少人被打杀，被打伤，被监禁。看电视新闻，听到悲痛之喊叫声。此时我意识到，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悲惨的战争，或者忘掉战争的记忆。所以，您写的这篇文章非常有意义的。佩服，佩服。
责任编辑：骆 依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