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历来文教昌盛，闻人辈出，他们勤奋好学，才华出众。
他们甘为人先，在历史上众多文人结社或雅集中，总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或为魁首，或为主干；他们求知心切，曾遨游于高等学府、新学殿堂中，而成就为时代骄子或学术专家。宋淳熙年间，朱熹在绍兴西园举办饮褉聚会，友人们纷纷带着自己的金石书画藏品参会，其中诸暨王厚之（字顺伯）所携带藏品最丰富，也最珍贵，朱熹见了极为喜悦，观赏之余，留下了许多序跋文，如《题〈兰亭叙〉》《题〈钟繇帖〉》《题〈乐毅论〉》等等；南社是辛亥革命前成立的革命文学团体，加入该社的诸暨籍人士有徐道政、陈无用、徐亚伯、蒋伯成等15人；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诸暨学子徐白民、宣中华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浙一师风潮”，并得到了同为浙一师学子的俞秀松、汪寿华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
他们在社团、学界、政坛不同的领域里各领风骚，展现着诸暨人特有的脾性和风采。
■特约撰稿 潘丹
杨维桢·龙山诗巢
郡城仓帝祠，故龙山书院也，实郡廨西园遗址。元杨铁崖先生仿放翁“书巢”为吟社，号“诗巢”。
——陈锦《龙山诗巢祀位记》
“诸暨三贤”之一的杨维桢，素有“文章巨公、诗坛领袖”之誉，他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三大雅集之一的玉山雅集的核心人物，曾作《玉山雅集图记》一文以记，他还是越中诗社最早的创始人。
绍兴卧龙山西麓的宋代西园故址，前为仓帝祠，后为飞盖堂，即杨维桢结庐之所，因陆游曾有“书巢”，杨维桢命其为“诗巢”，他在此结交诗友，吟诗作词，后人称为“廉夫诗巢”，又称“龙山诗巢”。
龙山诗巢自元末由杨维桢创设至今，已历时六百余年，其间在越中历代诗人前赴后继的传承下，诗社绵延不绝，并曾在清康乾盛世、民国期间等几个不同的阶段达到了巅峰，而诗巢故址数次倾圮，几经修复，现又在原址上得以重建而灿然一新。
为纪念越中历代诗坛先贤，人们在诗巢中为他们立祀位，诗巢中楹上祀的是杨维桢与唐代的贺知章、秦系、方干、宋代的陆游、明代的徐渭，史称“诗巢六君子”，次列清咸丰间附祀的二十六位诗人，其中有诸暨诗人陈芝图（号月泉）、郭毓（字春林）；诗巢左楹上列“西园十子”，次列清雍正前“吟会二十四子”，其中有诸暨诗人余懋杞（字建伟）；右楹列“越风”先辈诗人题名四百余人，其中有诸暨诗人余缙（字仲绅）、章平事（字大修）、骆复旦（字叔夜）、寿致润（字雨六）、钱曰布（字载锡）、余懋棅（字舟尹）、余懋樯（字号枫溪）、余铨（字明台）、汤聘（字莘来）、余文仪（字叔子）、傅学沆（号莫庵）、杨垂（字统甫）、虞廷凤（字果亭）、王绍典（字畬经）、周二监（字姬撰）、冯至（字绍泰）、杨文振（字振文）、冯南镇（字配岳）等。
龙山诗巢，为越中诗界圣坛，一代又一代的越中诗人在这里哺育成长，最后又回归到了这里。
骆复旦·越中文社
君长于诗文，所著有《溪山别业诗集》《山雨楼集》《骆叔夜诗集》，其诗朗隽，落笔有才气，博大而卓斚，越中诗者未有及也……以君之才，得主知而不为世知；以君之治，两见之剧邑，而不能竟其施；君之性情在友朋，而交游结纳遍于海涯；君之学问偶形之文字，而讴吟咏叹为之，而不尽其词。
——毛奇龄《骆明府倪孺人合葬墓志铭》
明清时期，文人结社风气浓厚，尤其是文教发达、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此风更盛。绍兴地区也不例外，清顺治初年，集合八县（包括当时隶属绍兴的萧山和余姚）士人百余人，结为文社，而担当文社领袖的是骆复旦。
骆复旦（1622-1685），字叔夜，诸暨枫桥人，徙居山阴，系顺治十八年拔贡生，历任陇西三原县、江西崇仁县知县，与唐载歌、王舜举、孙宣化并称“蕺山四凤”，又与孟称舜、张用宾、姜武孙合称“越郡四才子”。骆复旦九岁能文，而乡里塾师并不相信，于是命题“因不失其亲”考核他，骆复旦先论述了“论交者不争一日而争百年”的观点，接着又阐述了“论交者不争百年而争一日”的辩证关系，令人啧啧称奇。长大后又长于诗，“五古直追建安，流逸处尤近陈思”，明清时期枫桥骆氏文人叠出，骆问礼最负文名，而骆复旦则最有诗名。
顺治七年（1650），江南十郡大社在嘉兴创立，骆复旦率绍兴士人参会，大会在嘉兴南湖举行，只见湖面上百舟相连，文人云集，骆复旦契友、萧山毛奇龄记录了当时的盛况：“（骆复旦）尝同会稽姜承烈、徐允定、萧山毛甡赴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之南湖。太仓吴伟业，长洲宋德宜、实颖，吴县沈世奕、彭珑、尤侗，华亭徐致远，吴江计东，宜兴黄永、邹祗谟，无锡顾宸，昆山徐乾学，嘉兴朱茂睭、彝尊，嘉善曹尔堪，德清章金牧、金范，杭州陆圻，争于稠人中觅叔夜，既得叔夜，则环而拜之。越三日，乃歃血定交去。”
可见，即便在规模宏大的十郡大会这样的文人集会中，骆复旦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丁祖训·杭州蚕学馆
知杭州府事林公启，请于大府设蚕学馆于西湖之金沙港，以改良中国蚕业，而挽回利权，聘日本蚕师轰木长君及前岛次郎君为教习，聚生徒讲授，即三年于兹矣。
——罗振玉《杭州蚕学馆成绩记》
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官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学政、浙江道监察御史，后因上疏谏阻慈禧太后建造颐和园，被贬为衢州知府，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
在杭期间，林启政声卓著，“守杭五年，政平人和”，“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为匹夫匹妇得其利”，而他最大的政绩则是兴办教育，开创了浙江近代教育的先河，为浙江现代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奠定了基础。1897年林启在杭州创办了求是书院，即现浙江大学的前身；其后为振兴浙江蚕桑业，又创办了蚕学馆，即绍兴农校与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1899年又在杭州圆通寺设立了养正书塾，即杭州高级中学与杭州第四中学的前身。
1900年秋，杭州蚕学馆首届学员毕业，为此近代著名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罗振玉还特意撰写了《杭州蚕学馆成绩记》，详细载述了十八位毕业生的姓名与籍贯，其中就有诸暨籍毕业生五名，他们分别是丁祖训（字仲夫）、宣布泽（字丁舫）、周式毂（字容实）、陈之藩（字介臣）、陈翰（字干才）。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四月间，创办人林启谢世，未能亲见首届诸生圆满完成学业。
毕业后，除成绩最优的丁祖训与傅调梅二人留馆任助教外，其余学生则分派至各地养蚕公会担任蚕业教习，以推广养蚕新法、优良蚕种及制丝。其中陈之藩赴海宁、宣布泽与陈翰至湖州、周式毂派往宁波，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在他们的指导下，这些地区的蚕丝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1903年，日籍教习聘约期满回国，此后先后由宣布泽、丁祖训担任蚕学馆的总教习。1904年，丁祖训还被四川省蚕桑学社聘请为总教习，陈翰被聘为分教习。1908年，丁祖训还与若干杭人合资在杭州三墩，创办了“钱塘县蚕桑初级师范学堂”。
杭州蚕学馆办学卓有成效，为重振浙江乃至中国的蚕桑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其中就有以上这些诸暨人的功绩。后来以杭州蚕学馆为前身在诸暨创设的绍兴农校，又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才。
邱志贞·一师乐石社
同学邱子，年少英发。既耽染翰，尤嗜印文。校秦量汉，笃志爱古。遂约同人，集为兹社。
——李叔同《乐石社记》
1914年，继西冷印社之后，杭州又一个印社成立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而发起人则是就读于该校的诸暨籍学生邱志贞。
邱志贞，字梅白，同山邱店人，1912年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性亢直，有奇癖，见书画篆刻等，尝恋不忍去。家中寄其用费，多以购古书画碑帖之类”，因酷爱篆印，便与西泠印社印人多有往来，于是萌生了在浙一师校内创办印社的想法，此举得到了李叔同等师友的大力支持，乐石社就这样顺利成立了。
在《乐石社社友小传》中，详细载录了社友姓名、籍贯及印学功底，除邱志贞外，诸暨籍的社员还有：陈兼善，字达夫，诸暨店口人，“嗜古金石之学，天资尤聪颖。故学印仅一岁，已深入汉人堂奥”，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是中国鱼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吴荐谊，字翼汉，号闻秀，“诸暨小东大庄人，幼好古，尤嗜印学，每见古印佳石，多方购得之，摩挲品玩，几欲具袍笏而拜焉”。此外，还有多位名师也加入了乐石社，如夏丐尊、经亨颐、李叔同。受李叔同之邀，南社领袖柳弃疾（字亚子）、社员姚光（字石子）也入社相助。
在李叔同的西泠印藏中，邱志贞、陈兼善的印章较多。陈兼善治印九方，其中一方“丙辰息翁归寂之年”，边款所刻长达近二百字，应李师之请记录了一段往事，耐人寻味。邱志贞治的印章共有十九方，包括为李师所治的“李婴”“三十称翁”“李哀公”等印章。
尽管乐石社前后只存在了四年，可成绩不俗，每月集会一次，研究治印方法、交流观览作品，先后编印《乐石集》十集，在中国印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917年乐石社更名为“寄社”，后来成为艺术大家的丰子恺、潘天寿等曾入社，诸暨籍的生物教育家潘锡九先生（字寄群）也曾是其中的社员。
赵邦彦·清华国学院
他是当时学校人人敬仰、德高望重的学者型教师，举手投足都带有诸暨人那种硬朗和耿直，人们尊称他赵老先生，教高中文学，也兼我们初中部汉语课。
——张寿华《迟到的怀念》
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学界一片“整理国故”的声浪中，中国各个新兴大学，皆以北大为榜样，以国学研究为重点，设立研究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招生考试于1925年7月6日如期进行，分设北京、上海、武昌、广州四处考点，7月27日成绩揭晓，共录取33名新生，实际报到29人，9月9日正式开学。国学院由吴宓任主任，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任导师。
首届新生中就有两位诸暨人，即何士骥，字乐夫，诸暨山下湖尚山人；赵邦彦，字良翰，诸暨赵家人。他们均师从王国维先生，研究课题分别为《部曲考》和《说苑疏证》。
毕业期满，何士骥与赵邦彦均以优异的成绩留院继续研究，后来何士骥专业从事西北考古研究，参与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张骞墓、四坝文化遗址、兰州新石器文化遗存等，曾任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教授、甘肃博物馆馆长，著有《西北考古记略》《莽镜考》《陕西考古记》等，是我国著名的文献研究专家、考古学家。
赵邦彦则进入了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从事文物古迹保护与研究工作，撰写《关于云冈选像史迹及其石佛毁失情况的调查报告》《汉画所见游戏考》《九子母考》等论著。在此工作三年期满，1932年暑期赵邦彦意欲回浙边工边读，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特意致信浙江图书馆馆长陈慈训，竭力予以推介，“敝院历史研究所助理员赵邦彦君，曾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从王静安、陈寅恪诸人治学，方法既精，读书尤富。最近在本所任助理员三年，工作勤勉，为同列冠”，“且敦品力学，实难得之人，故弟甚愿助成此志，非泛泛之介绍也”，并恳请馆方，“赵君家本寒素，在杭居处亦不易。为此弟等，贵馆能为之安插，薪不必多，但能百元左右，维持生活已足，惟职务或较闲暇，或专事料理编排书籍之事，俾能从其素志，成其所学，亦盛举也”，由此可见，蔡元培先生对这位诸暨小老乡十分欣赏与关爱，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南京后，赵邦彦还与蔡元培一家同住一幢楼的楼下与楼上。
全面抗战爆发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西迁，赵邦彦回到了家乡，曾在枫桥忠义中学执教，后又至萧山中学任教，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遭到了批斗和审讯，后来被下放到萧山农村接受劳动改造，1960年春夏之交，赵邦彦在劳动中失足落水，未能等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一位名校学子、大师高徒，就这样陨落了，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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