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菊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家很穷，无田无地无房子，在陈村租了几亩薄田耕种。我父亲和陈村的一家财主相识来往。那年财主家的媳妇生下第二个孙女，财主是最忌生女儿的，他爷爷决定把孙女送人。我父亲因为当时家中已有两个儿子，怕将来讨不进媳妇，因此把财主家三个月大的孙女抱回家中，并命令我母亲把正在吃奶的亲生女儿送人。
抱来的女娃，就是我大姐冬英。
父亲性格暴戾，对亲生子女不是打便是骂，大家见父亲像老鼠见猫一样怕。但对亲手抱回来的养女冬英，父亲却关爱有加，从不轻易打骂。父亲去世后，大家对父亲留下的印象几乎是一片黑暗，唯有大姐冬英对父亲的记忆是一片光明。
大姐在穷人家长大，从小就有穷人家吃苦耐劳的精神，带领弟妹，做小生意赚钱，无一不是她的强项。
在我出生前后，家里非常贫穷。为了解决没有房子、一直流浪的困境，父亲搭建了两间草房，欠了债，父母狠下心要把我送人。一天，母亲叫大姐把我送到驻扎在火神庙的国民党军人家。她不忍心将自己的妹妹送人，一路走一路哭。送到那家后，对方一看是个女婴，不要。大姐高兴极了，抱着我飞奔回家。
大姐的脾气性格特别好，从不和兄弟姐妹吵架，也从不顶撞父母，所以我们都很喜爱大姐。后来，大姐嫁给了同在一个杨家台门的杨姓人家。
大姐性格随和乐于助人，大家都叫她“冬英嬷嬷”，有的直呼她“嬷嬷头”。“嬷嬷”这一称呼对诸暨人来说是祖母的意思，大概祖母在诸暨人心目中是温存的代名字。大姐一向对母亲很孝顺，尽管她后来生了四儿一女，生活十分困难，但有好吃的总会和母亲一起分享。特别是母亲病重后，理应由我来当值，但那时我的事业正在兴旺时期，一天到晚很忙，抽不出时间，全由大姐夫妇替代，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母亲和大姐夫妇。
我随军前，大姐对我一家的照顾真是没说的，我的儿子就是在她一调羹一调羹的煎豆腐中长大的。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大儿子一岁半时生的一次病，当时我还在街亭供销社工作，那天大姐从水文站打来电话（那时水文站在杨家弄堂口），说我儿子得了脑膜炎，我当时吓得魂飞魄散。那时诸暨医疗条件落后，得了这种病非死即落下残疾。那时交通也十分落后，我向供销社借了辆自行车飞奔向县城，因为心急路滑，一路上摔了好几个跟斗。来到城关后，听说儿子在西施殿住院部，我又赶到西施殿，看到大姐和母亲在照看着我的儿子挂瓶……到了第二天下午，医院确诊儿子得的是上呼吸道感染，不是脑膜炎，因为我儿子当时发烧到四十二度半，被误诊，我才松了口气。
后来我从大姐口中得知，我儿子发了几天热，母亲去和大姐商量。我大姐过来看了之后，发现孩子脸色发青，情况危重，立即抱起孩子奔向人民医院门诊部，门诊部接诊后又叫赶快送到西施殿住院部，大姐抱着我儿子飞奔前往。那时我儿子已十分虚弱，挂了瓶后请同病房的人照看着，她自己赶回家中和母亲一起收拾住院所需的东西，陪着七十有余缠过脚的母亲到西施殿住院部。大姐不怕劳累不顾家，直到我儿顺利出院。
大姐因儿女多，生活一直非常困难，但她总是乐于助人，懂得分享。她每年要在杨家台门的大间腌上几大缸白菜，从来不卖，大家都可以随意去拿。一次她指着一只大半空了的菜坛对我说：“这坛九头芥菜又快要挖光了。”我说：“那我们赶快抬到楼上去藏起来。”她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说：“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哪能这么做呢？大家都拿惯了的呀！”只要她有的东西，都会大大方方送给人家。
改革开放前后买猪肉特别紧张，大姐总是把自己买好的猪肉让给买不到的人，自己接着再买。她买菜往往要买到中饭边，她家的中饭常常是台门中最晚的。
大姐对牲畜都充满着爱心。她养猪，夏天要在猪栏内点起蚊香，怕蚊虫咬，让它们睡得舒服点。她家养了一只雌猫，尔后又有一只雄猫来到她家，她高兴地说：“新女婿上门来了。”从此猫就在她家住下。她养鸡鸭，在大间门口放上三只钵头，中间的放上水，两边的放上糠拌饭和谷麦。她说：“让它们挑着吃，喜欢什么吃什么。”别人家的鸡鸭来吃，她从不驱赶，结果台门里的人养成了习惯，买来鸡鸭都是先到她家来育肥一阵子再杀了吃。
大姐家的门口，一直都是周围邻居围聚谈天的地方。尽管她家很穷，但她的为人确实是太好了。大姐去世后，村里人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大姐的爱心遗传给了后代，当过兵的儿子杨小明办起了“快乐义工俱乐部”，资助云南贫困山区的老百姓和中小学生，送去的衣服、生活用品和书籍多得无法统计……义工们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一有活动召之即来。他们是活着的雷锋，是无名英雄。
大姐，你当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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