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乐
伟平拎一只小箱子来，打开后取出一叠笔记本，有七八本。他将面上一本递到我手里：封面上《伤寒论》三个最大的字是宋体，处理得很艺术，每个字估计3╳4㎝大小，中间那个“寒”字，我认了好一会，“宝盖下面，左两个点，右个两点”，应该是古人草体的简化写法；“伤寒论”三字上面是黑体的“张仲景著”，下面的“陈修园注”四字也是黑体，封面下部正中还有黑体的“何琰抄读，1957，5”字样，这12字大小都是1㎝见方，整个封面布局简洁、大方、得体。伟平说：“这是我父亲36岁时的手抄本，一共有8本。明年父亲100岁阴寿，我想把这些手抄本翻印出来，在亲朋好友间分送分送，做个纪念。”
我翻开《伤寒论》，一页页读下去。标准的蝇头小楷，字体工整、规范、清晰，整本没有一处涂改。其间有朱红圈点，有波浪横线，间或还有类似“中风为阳邪，伤寒为阴邪”眉批、眉注，个别字词下角附有极简短的解释。
前些年，我听友人说起过伟平的爸爸何琰（1922-1974，村里人都叫他何占有）。占有年轻时本是村子里的读书奇才，用现在的话说是个顶级学霸。占有祖上家贫，是得到同族贤达何祈先资助才读完高小的，16岁回乡被赵宅村请去做“小先生”，因他写成的“一支香”（是说字小而整齐，可以用一根香遮住）漂亮文章被路过的国民党陆军142师长官看到，招入师政治部做文书。19岁，在部队工作之余，以第一名成绩考取浙江省立金华农校的公费就读生，第二年日寇侵犯，上不了课，何琰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竟完整地抄写了厚厚一部《英语字典》；22岁，又以成绩第一名考入青年军官训练团；25岁，同样以第一名考入中央警官大学，又因第一学期所得学分获公费保送美国留学资格（后未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分到金华农校任教，当技术员，后调任衢州林校。1952年，30岁的何琰患肺结核，留职停薪，回家休养。休养期间，遂立志自学中医，边养病，边学习。他的方法就是边读边抄。除《伤寒论》之外，还抄读了《金匮要略》《时方》《经络》《神农本草》《经读》《伤寒真方歌括》《胎产秘书》等书，以及本地知名中草药典籍多种。
我告诉伟平，将全部抄写本都印出来没有必要，此类书书店都有卖，只要印一本就可以，但要精致，要保持“原貌”，最好做得跟原抄本一模一样，让人拿到手里能跟我一样会立即读出你父亲 “一丝不苟，善始善终” 的治学精神，马上能学到你父亲“边读边抄，动手动脑”的治学方法。
抄书益处之多，首推记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十指连心，手巧者心亦灵。中医理论认为，手指是人体上肢的末端，气血流注到此而返，经常运动手指，无疑会加大对大脑的刺激。近代大脑科学也研究证实，手指运动可以影响大脑的多个功能区，这些功能区的面积比躯干运动所影响到的大脑区域至少大三倍。因此，手指的动作越复杂、越精巧、越娴熟，就越能在大脑皮层建立更多的神经联系。这样的理论，当然不能机械理解。抄写需要调动的，是眼、耳、口、心等感官的一起参与，让视觉、听觉、触觉等信号同时涌入大脑皮层，在多通道协同中强化记忆。正如《学记》所说：“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抄书其实是文本精读的常态。在反复的接触、思考中，概念会越来越清晰，意象会越来越连贯，文本中隐含的内涵也会越来越深入，而记忆与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会不断强化和拓展。古来善读书者，无不劝人再慢一些，再精一些。清代郑板桥在家书中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堂弟：“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益也……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虽生知安行之圣，不废困勉下学之功也。”肺腑之言，道尽曲折。郑板桥以书画名世，其诗、词、曲、联常有掀天动地之语，立论精辟，识见高致，巍然大家气象，当得力于此。
抄书让我们更加凝神。无论因无书可读而抄、保存珍本而抄、替人抄写而抄、收集资料而抄、钻研精义而抄，都要一心一意。“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专注于书是最美的姿态。翻看何琰先生的抄本，字迹工工整整，字体有板有眼，没有一处涂改，清清爽爽，仿佛透着墨香，抄书人内心的虚静和充实溢满纸上。数字化时代，声光色影狂轰滥炸，我们的心更容易浮躁、散漫和放纵，读书与翻报，读书与看动漫，读书与看电影看电视，读纸质书与浏览电子书，我们往往自然而然会选择后者，因为不愿思考，不用思考，习惯别人代替自己思考。而读书，不集中专注便无法深入，尤其刚刚捧起书本，尚未进入角色，难以沉心静气，抄书入定，正可以作为循序渐进之良方。一笔一画，笔尖流淌的，是虔诚和希望，摒弃了杂虑，留下的是自己的本心。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甚至将抄书作为练习书法的一种途径，抄书之人往往写得一手好字，有的甚至成为书法大家。
抄书之史久矣。春秋末期以前，正规意义上的书籍已经产生，其流传与播衍，有的抄在竹简上，有的抄在帛布上，更有甚者，“抄”在石头上。东汉灵帝熹平四年，政府下令将《尚书》《周易》《春秋》等七经全文刻在46块石碑上，立于太学前。唐代大和七年，又用楷书刊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等十二经于227块石碑上，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太学。“熹平石经”和“开成石经”给天下人树立了读书抄经的范本。即便造纸术和雕版印刷盛行后，抄书这样的传统，不仅在读书人身上得以传承，更延伸到藏书和著书中。苏东坡、宋濂、郑板桥、鲁迅、孙犁……抄书之人爱藏书，读书之余好著书，抄的，藏的，写的，既是对前贤智慧的沿袭，也是各自蚌病成珠的精华。可以说，把不同朝代、不同年代读书人抄书的经历与成果编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史、传播史。
抄书，不仅是情感与情感的互动，心与心的交流，更是智慧与智慧的递生，文化与文化的碰撞，历史与历史的对接。阅读与抄书，本如种子破土前的深埋，深扎根而满蓄力，枝得以更壮，花得以更绚。
我认识何琰先生，是在1973年春，他向我借阅 1963年10月版的《辞海》，一册，书本又大又厚，一年后归还时轻舒一口气，说：总算看完了。随书送我一张在他家后门口一棵枯树下拍的照片：何琰站在那棵砍去树冠，头上却又有嫩叶抽出的老树下，神采焕发。照片的右上角写着“枯木逢春”四字，是何琰的手迹。想不到，他却在那年夏天驾鹤西去。从他送我那张照片的题词上，我读出他是多么想再多活几年、再多抄多读几部书的呀。
唯愿像何琰先生那样用心抄书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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