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布谷

　　一

　　柴德赓与郑鹤声彼此发生交集始于何时，找不到确切依据。据目前看到的相关资料推测，柴郑交集或许不迟于1944年。

　　这一年，柴德赓携全家离开北京，奔赴大后方，一路颠簸，辗转千里，最后落脚四川江津白沙镇，就任国立白沙女子师范教职，任史地系副教授，兼学院图书组主任。

　　此时，郑鹤声随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属的国立编译馆一度落户在白沙镇。郑鹤声时任编译馆专任编译兼人文组主任。郑鹤声1901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高湖乡（今属浣东街道）泰南村。曾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国立东南大学等。受学于史学大家柳诒徵等。郑鹤声先后供职于云南高等师范、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教育部编译馆、国史馆、山东大学等。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

　　白沙镇是战时文化重镇。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白沙镇离重庆水路270里，沿江而置，交通便捷，政府部门以及一些文化机构迁延云集于此，其中包括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国立编译馆。

　　同为史学家，并同籍，在白沙镇发生交集是有可能的，战时并异地遇上诸暨老乡，共话乡绪是不言而喻的。

　　柴德赓的学生陈晶在《缅怀业师柴德赓》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柴师告诉我，他与郑（鹤声）先生是诸暨同乡，同在白沙执教时，有一次学校‘风潮’中，他们意见相斥，所以老乡相见并未泪眼汪汪，反而有点分外眼红，以致离别时在码头相遇，也各行其道，相互不理。”

　　陈晶的这段话，信息量很大。

　　首先，明确柴德赓与郑鹤声在白沙有交集，至于郑鹤声有否“执教”国立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迄今没有看到其它相关文字资料。待考。不过，战时师资缺乏，聘请校外专家学者兼课是有可能的。

　　再是国立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的那场“风潮”，发生在1946年春，抗战结束，政府机构部门纷纷复员返里。当初，曾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随政府南迁南京的说法，后来，教育部改变了初衷，决定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留在四川，自白沙迁至重庆九龙坡。教育部的这个决定，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不满，风潮遂起，与教育部公开对立，柴德赓走在了学潮的前列。柴邦衡等撰写的《青峰永在：柴德赓先生传略》一文中对此有载：“抗战胜利后，国立女师因迁校问题发生学潮，他（柴德赓）带头反对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并担任教授会秘书，起草各种宣言、启事，与教育部公开论战，驳得对方招架不住……”学潮很快被分化了，柴德赓等学潮的骨干分子遭到解聘。

　　柴德赓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中写道：“……到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女子师范学院学生因迁移问题反对教育部长朱家骅，我当过一次教师代表到教育部陈述意见，和朱家骅争论了几句。后来女师院被解散，整理，我被解聘。”《柴德赓年谱》载：“教育部决定，学生和老师重新登记者赴九龙坡，不登记者视自动退学或者就地遣散……学校重新登记，风波停息。因在学校风波期间参加示威游行并为教师代表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与朱家骅争吵，（柴德赓）遭到解聘并扣其还乡费。”

　　国立编译馆属教育部直辖，因而，在学校风潮的问题上，郑鹤声与柴德赓意见相左是有可能的，“以致离别时在码头相遇，也各行其道，相互不理。”从中似乎也折射了彼此耿直不折的秉性。

　　据《柴德赓年谱》载，柴德赓偕家人离开白沙时在1946年5、6间。柴德赓率家离开白沙后，经南京，暂息于杭州。期间，柴德赓曾“携子女返诸暨小住。”在杭州时，柴德赓遇到诸暨同乡，时任浙大教授的郑奠先生。当时，郑奠正受托举办“赴缅甸参战青年远征军第四补习班”，便邀请柴德赓就任补习班“文史课教师”。不久，柴德赓一家便回到北平，受聘于辅仁大学，任史学系教授。

　　郑鹤声离开白沙后，随教育部编译馆回到了南京。不久，编译馆改为国史馆，郑鹤声任纂修兼史料处处长。

　　自白沙别后，柴德赓与郑鹤声彼此有否发生过交集？不得而知。

　　二

　　一直要到1962年6月，离白沙别后已经过去了十余年，我们才在相关资料中看到柴德赓郑鹤声彼此交集的吉光片羽。

　　据《柴德赓年谱》载：1962年6月3日，柴德赓自苏州赴山东济南看望学生陈晶，当天，至山东大学造访时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郑鹤声。

　　1955年9月，院系调整，柴德赓调离北京师大（1952年8月，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调任位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陈晶是江苏师院历史系1955级学生，因“有志为学”，颇受柴德赓器重。关于陈晶受业于柴德赓尚有一段“立雪柴门”之因缘。陈晶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述：“1953年参加全国大学生统一招考录取在河北师范学院地理系本科，读了两个学期，因患肺疾，休学回苏州疗养，康复后不想再到北方上学了，茫然中听江苏师院办公室应翔远主任及秘书科陆志琴老师介绍，新创建的历史系刚调来原北师大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当掌门人，是位著名教授，为之所动，拟选读历史，而又怕不被接受。两位师长指点我自己去找柴主任……”陈晶第一次见到柴师是在“师院维格堂前的大草坪上”，陈晶对这一次见面记忆犹新，有清晰的追忆，当时柴师“正与人交谈工作，我怯生生地走过去，他和蔼地询问：‘是找我吗？有什么事，说吧。’我诉说，因病休学在家，身体已基本恢复，想转学到这里来改学历史。当时，大学生转校、转专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柴师却十分理解我的复学心情，同意让我试读。这一锤定音，烙下了我一生从事史学、考古学的脚印，也掀开了我们几十年的师生情谊。”

　　柴德赓对这位学生也是关爱有加，《柴德赓日记》以及《柴德赓年谱》中多有记述。陈晶晚年在读了年谱后深有感触：“从1955到1965年十年间年谱所记，可看出我是最受老师关注的学子之一。”毕业后，陈晶分配至山东济南博物馆工作，师生间时有交谊。

　　同乡故友久别相逢，格外欢欣。柴德赓在济南期间，郑鹤声作为东道主，与柴德赓一起游历了大明湖等济南名胜，令柴德赓“久不能释怀”。柴德赓离开济南时，郑鹤声专程登门送行，颇具热忱，被陈晶称之是“一位待人热情又真挚的老先生”。期间，柴德赓把学生陈晶介绍郑鹤声，希望在学业上能够得到郑教授的教诲。

　　柴德赓离开济南不久后的1962年6月18日，陈晶致函柴德赓，其中写到了与郑鹤声教授交谊往还的情状：

　　“柴主任：……这里有二件事情想与您说：贵同乡、我的老前辈郑鹤声先生真是一位待人热情又真挚的老先生。上星期六他特地进城来看我，先找到博物馆，又找来趵突泉，星期日又带他女儿来我办公室，因我没有上班，未遇。又联想起您临走前一天晚上郑老先生还赶进城来，这种精神太感动人了。您来山东与郑先生见面真是学业上的朋友，‘一见如故’……我准备在下星期日无论如何一定要到山大去拜访这位老先生和他夫人，以后在学习上也还要请郑先生指教，我想今后您们也一定会作更多联系了。”

　　柴德赓在收到陈晶的信后，于1962年6月27日给郑鹤声写信，信中表达了彼此在济南重逢的“快慰”，对于郑鹤声的款待，深为“感荷”，并告知了自己即将进京“工作一年”的信息，写得情谊丰沛，其中写道：

　　卅一年欲见之愿，一旦相逢余大明湖、趵突泉畔，略倾积愫，其为快慰，如何可言。别后时念高谊。

　　陈晶同志来书，又言频繁过访，中心感荷，与日俱深。弟自六日至曲阜后，小住两日，参观孔林、孔府，大成殿。旧日晨始抵南京，参加省政协会议，直至昨日始返苏州。长途旅行，寒暖不时，体中不适，近始痊可，遂稽春倾，良深歉疚。弟奉部调北京工作一年，院中已同意，大约八月中便可成行。此后时盼赐教言以匡不逮，近作犬盼见示。匆此，并致敬礼！

　　舍亲陈伯君兄问周迟民[明]先生安好，便希致意。

　　陈伯君是柴夫人陈壁子的兄长，时任教育部秘书。据柴念东考，周迟明是陈伯君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同学。周迟明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诸暨人，据《诸暨县志》载：周迟明（1895—1975），语言学家。诸暨连湖乡人周家埠村人。民国四年（1915），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次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国文部，毕业后先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南京教育部编审处编审、杭州师范学校教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等。

　　据《柴德赓年谱》载：柴德赓于回到苏州后的6月29日致函郑鹤声，其中有言：“月初相见，甚为快慰，大明湖相见，久不能释怀。”

　　1962年7月11日，郑鹤声复函柴德赓，言及大明湖畔相会，“快慰不可言喻”，并对引荐陈晶，深以为“甚相得也”：

　　“德赓先生有道：骤逢乡亲，又属同行，快慰不可言喻，惜匆匆作别，未尽所怀。比读大扎，知思念之情，彼此正同。承询近作，愧无以应，惟曾于今年年初，将生平研究历史成绩作一检查，并拟定今后三年内研究项目，以自策励。特为奉上，至希提供意见，以资遵循，并恳寄回，不足为外人道也。敝眷久住北地，与南方女士，绝鲜往还，屡想有所接交，以慰乡思。陈晶同志，辱承推荐，和蔼可亲，关切之请，自非一般可比，故引与敝眷晤见，甚相得也。”

　　这一年8月，柴德赓“奉高教部借调至北京，参加北京大学高等院校历史科教材编审工作。”

　　时，陈晶在郑鹤声“门下受业”，柴德赓闻后甚以为慰，并于1963年2月12日柴德赓致函郑鹤声，言及学生陈晶“门下受业”，甚以为慰。信中写道：

　　久缺音书，时深长想，陈生到苏州敬稔兴居百益，致以为慰。陈生聪慧，颇有志为学，从门下受业，当有造就，幸哉成之。

　　弟到京半年，除夕前返苏州，本月十日又莅北大，期于八月中回校。去年九月写《章实诚与汪容甫》一文，交院刊付印，文字粗率，心怀谦然，惟改正印出，不敢不就正有道。敬希指正，不吝督查为幸。

　　闻整理旧著已有头绪，闻之欣慰，夙便盼示转数行，以慰拳拳。

　　从这封信中可知，柴德赓与郑鹤声自此开始了学术研究上的交流。时，陈晶获得进京出差的机会，郑鹤声便将复函请陈晶面交柴德赓。全函如下：

　　面交　柴先生　台启

　　青峰先生有道：辱承手书，得悉起居康泰，诸事顺遂为慰。大著精深，读之殊为钦佩。嗣后如有新著，务希见惠以开茅塞。陈晶同志有志求学，她在去年来校听课，可见好学心切。我校对弟旧作，屡议物色助手，从事整理，迄未得当。无意中得识陈晶同志，甚为欣幸。兹乘陈晶同志来京之便，顺写数行，不尽欲言。

　　敬颂

　　撰祺

　　弟　郑鹤声　上

　　1963、2、24

　　柴德赓《章实诚与汪容甫》一文深得郑鹤声的赞许。此时，郑鹤声正在整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资料汇编，柴德赓闻讯后，提供了私藏的珍贵史料。

　　三

　　陈晶除了常去山东大学历史系旁听有关课程，并参与了郑鹤声“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的抄写和校对工作。对此，陈晶在《缅怀业师柴德赓》一文中有颇为详尽的记述：“当时，我在济南工作，常去山东大学旁听史学史课，并替山大郑鹤声教授抄写及校对有关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的文稿。……当他（指柴德赓）得知郑先生应香港三联书店相约，正在修订书稿时，立即将他读过的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七后面刻录的郑和《题记》用中华书局稿笺五页，按刻本格式原原本本抄下来，让我转交郑先生，并告知刻本与资料收藏之处……柴师的这种精神风范真是让我感动与景仰。”

　　陈晶作为山大的一名旁听生，而获得了郑教授的信任，担任了《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的抄写、校对等工作，按陈晶自己的说法，有二个方面因素，对此，陈晶在《郑和纪念漫思》一文中有颇为详尽的记述：“40多年前在济南，我曾接触过郑和的研究资料。那时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旁听童书业先生开讲的中国史学史课程，得有机会认识郑鹤声教授。郑教授是当时国内数得上的郑和研究专家，说起来，郑先生与业师柴德赓教授是同乡，又也许因为我写的钢笔字体较端正，有这两层关系，郑先生让我帮他抄写正在为三联书店约稿编著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称《汇编》）。他要我边抄、边校对、亦可删除部分有关‘西洋’各国民俗民风中迷信落后的记载。”

　　当年，山东大学与趵突泉之间的这段路程，见证了一位名教授与一位青年学子的为学精神，陈晶的追忆文字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情状，令人追怀：“……山大在济南东郊洪家楼，我工作的济南市博物馆在城里趵突泉，有时我骑自行车去山大带回一大包《汇编》中需应用的书籍，有时郑先生亲自提一大包书籍送到趵突泉来。资料、文稿具备，那时抄写用的纸是山东大学印的稿件专用笺，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纸张极为粗糙，要用极细的钢笔尖，才能免于墨水化在纸上。因为有规定，原稿不能用复印纸写，抄写时我有心无心地将有些微章节抄了双份，后来因为离开济南，没有完成这份工作，也失去了人生中一个宝贵的机遇。但当将抄写稿整理一份交给郑先生时，其中重复部分也有约十万字的稿笺，至今我还保存着。”

　　同时，陈晶的追忆文字，也珍贵地留下了郑鹤声教授的治学风怀，这是那个时代学者留给后学的典范。陈晶在《郑和纪念漫思》一文中写道：

　　“前些年，我已读到郑鹤声先生与他公子一钧先生编著、由齐鲁出版社出版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中、下册）。郑先生父子完成如此皇皇巨著，油然使我回忆起六十年代初，郑先生伏案于那间环壁皆书、除一只帆布折叠床、一方小桌、一盏台灯、一只烟缸或一小瓶酒外，几乎所有空间都排列着层层书架的书房内（郑先生曾告诉我，山大由青岛迁校时，他对校方唯一的要求是需配备一间有书架的书房），没日没夜伏案著书。郑先生本来体型瘦小，花甲之年腰背已微微弯曲，在那学术思想受统于政治因素的年代里，先生著书之艰辛，非亲历者是难于体味的。为了汇编这部书，他几乎用全部经济收入来购置、收藏与这部书籍有关的一切资料书，如各类方志、笔记，寻访碑拓资料（1935年他发现了江苏刘家港‘通番事迹碑’纠正了明史七下西洋时间；1936年他又在江苏南京发现‘静海寺残碑’），甚至购置多种版本的书籍。他可以熟背收录资料中的各段文字，连我抄错抄漏的字句，他都能一目了然地指出，真正是厚积薄发功夫深。我想先生研究郑和的动力又在哪里呢？除了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执着追求，还有能什么呢！离开济南后，我曾感慨无缘再学得郑鹤声教授研究学问的真谛了。”

　　过后不久，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开始了，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柴德赓与郑鹤声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并受到迫害。

　　柴德赓于1970年1月23日于苏州尹山湖农场去世。

　　郑鹤声病逝于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