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像
任伯年《浣纱石》
任伯年《西施浣纱图》之二
任伯年《西施浣纱图》之一
■特约撰稿 潘丹
清末，有一位国画大家，他在中国画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近现代中国花鸟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朴学大师俞樾这样评价：“无论山水、人物、花鸟，皆有古拙之意存其中，每观其笔迹，觉汉人陈敞、刘白去人未远。”徐悲鸿极为崇拜，广为搜集其画作，并盛誉“高艺雄才，观察精妙绝伦，每作均有独特境界”，甚至连未竟之作也视珍宝，“虽未竟，而精采已焕发，致可宝也”。
无论是他的生平经历，还是他的绘画风格与艺术成就，都与诸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就是“海上画派”的佼佼者、“海派四杰”之一的任颐，初名润，字伯年，号次远，又号小楼，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山阴行者、山阴道士，浙江山阴人。
一
清咸同之交，年轻的任伯年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难。
在任伯年之子任堇的两段文字中，可大致还原当时发生的事件，其一是《题任伯年画任淞云像》：“赭军陷浙，窜越州时，先王母已殂。乃迫先处士使趣行，己独留守。既而赭军至，乃诡丐者，服金钏□□，先期逃免，求庇诸暨包村，村居形势，包立身奉五斗米道，屡创赭军，遐尼塵至。先王父有女甥嫁村民，颇任以财，故往依之，中途遇害卒。难平，先处士求其尸，不获。女甥之夫识其淡巴菰烟具，为志志其处，道往果得之。□钏宛然，作两龙相纠文，犹先王父手泽也。”其二是《题任伯年四十九岁所摄照片》：“先处士年十六（此时任伯年应为22岁，误记所致）陷洪杨军，大尊令掌军旗，旗以纵袤二丈之帛连数端为之，几如儿臂之干，傅以风力，数百斤物矣……”
1861年，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即将攻入绍兴，而地处诸暨北部的一个小山村——包村，以包立身为首的“东安义军”筑堡拒守，屡战得胜，名闻浙东，民众特别是富贵人家纷纷赶往此地避难。任鹤声（字淞云，任伯年之父）的外甥女，也就是任伯年的表姐，就嫁到了包村，而且家境颇为富裕，于是任父就让任伯年赶紧逃往包村避难，不料任伯年在途中被太平军强征入军队，担任旗手，在此期间，任伯年风餐露宿，在战乱中亲历了生离死别，饱尝了苦难悲凉。后来，留守在家的任鹤声怀揣着家中的细软，扮成乞丐的模样，也逃往包村，却在包村附近的途中惨遭杀害。
第二年年初，任伯年离开了太平军，就匆匆赶往包村寻找父亲的尸体，却如大海捞针，无处可寻，幸好其表姐夫识得他父亲的淡巴菰烟具，终于寻获到他父亲的尸体得以安葬。
后来，任伯年绘了其父坐立侧卧多幅肖像，悬挂在中堂，早晚跪拜，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以志纪念。
二
任伯年在诸暨遭遇了悲伤的变故，又在诸暨“偶遇”了艺术殿堂的引领人，人生就是这样得失相随、悲喜交加。
在任伯年追求画艺的道路上，如果说其父是启蒙者，陈洪绶则是他的“隔空”导师。
任鹤声是一位民间画师，尤善肖像写真术，早年以此为生，受父亲的影响和熏陶，年少的任伯年就喜欢上了绘画。10岁那年，父亲就将写真术传授给了他，据说每当任鹤声外出时，任伯年就将到家来访的客人画下来，父亲一见画作就知道何人造访。
长大后任伯年先师法萧云从、费丹旭（字晓楼），又拜族叔任熊、任薰兄弟为师，而任氏兄弟的人物画则取法于陈洪绶，常用高古游丝、铁线、行云流水、兰叶几种描法。受到师父们的影响，任伯年也自然对陈洪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据丁羲元著《任伯年年表》载，任伯年早期就开始仿作老莲人物画，如《人物仕女图》等，后来又多见临摹或取法陈洪绶的画作，直接的如《法陈章侯人物图》《仿老莲人物王处仲击壶图》《临陈老莲钟馗图》等，而《双友图》《女仙图》《谢安东山携妓图》等作品均可见老莲风格。
当然，任伯年师古而不泥古，与陈洪绶的画风相比，少了许多高古气息，而增强了动势，即把老莲的画风改造成了“海派”。无论如何，当代研究中国画史时，总是把任伯年与陈洪绶放在一起评说，可见陈洪绶对任伯年的影响之大，如著名画家程十发在《中国画要诀》的讲稿中，就专题谈到了陈洪绶与任伯年的绘画技法、画品人品等诸多相关要素，特别提及到：“任伯年是继承陈洪绶的艺术而加以发展的，而且地区也很接近。任伯年是浙江绍兴人，陈洪绶是浙江诸暨人，两地相距不过一百多公里。任伯年与鲁迅是同乡，陈洪绶与西施同乡。历史条件也有相似之处……”
三
任伯年除了为亲朋、师友描绘画像外，大量的人物画则取材于历史题材，出生于诸暨的西施即是他笔下常绘的主角。
在一幅水墨画稿《浣纱石》的题款中，任伯年引用了唐代楼颖的一首诗《西施石》：“西施昔日浣纱冿，石上青苔思杀人。一去姑苏不复返，岸旁桃李为谁春。”还特别作了注释：“吾越诸暨去城五里许，曰苎萝村，即西子古址，有石在焉。”
立轴《西施浣纱图》中，任伯年一改惯常思维，没有画正在浣纱的西施，而让画面中的西施静静伫立于江边，面容忧愁，心中担忧着国家的命运，徐悲鸿在题跋中评点道：“此幅写西施,清澈雅逸,前无古人。”另一幅同题立轴，构图基本相似，只是西施的身体侧向左边，仰望着天空，一个忧国忧民的民女形象跃然纸上。而又一幅同题画作《出林浣纱》中，画面中隐约可见一座低矮的农舍似乎淹没在几棵高大树木中，西施拎着浣纱的篮子正推门而出，将要穿过树林至江边浣纱，极富民间生活的气息。而另一幅《浣纱图》则描绘了两位女子在江边浣纱的情景，仅以少许松石作背景点缀，画面简洁明快。
此外，任伯年还创作有《西施浣纱》画稿，画中的西施蹲在江边，神情忧郁，正在凝思着，似乎也停下了手中浣纱的动作。
任伯年描绘的西施形象，还溶入了“文创”产品中。出产“曹素功”名墨的曹氏墨庄，曾出品一款名为《若耶风韵》的书画墨，墨块上描绘的西施形象，就是由任伯年绘图、曹麟伯雕刻而成的，在墨块小小的画面上，任伯年用工笔描绘了一代佳人西施，体态轻盈，神情恬静，优美自然，而曹麟伯则运用娴熟的刀法，把西施娇丽的面容、苗条的身材及弯曲的发髻，刻划得栩栩如生，可谓是一件艺术珍品。
四
在任伯年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中，就有一位诸暨人郦馥。
据《浣江郦氏宗谱》载：“履千五百十八，讳景福，一名馥，字芗谷，生咸丰辛亥（1851）九月初九日子时，卒光绪甲辰（1904）十月廿三日子时，柩淹上海。”
在于建华著的《名家扇书扇画漫说》一书中，记述了这位藏家的拍买经历。2001年深秋，在上海工美拍卖行“中国书画专场”拍卖预展中，有一件任伯年以水仙、湖石、卧鸟为题材的扇面作品，作者对此极感兴趣，可惜拍卖当日未能如愿。过了半年，在上海大众拍卖行第十届拍卖预展中，又展出了极其相似的《水仙鸟石图》扇面，爱屋及乌，于建华认为即便不是任伯年的大作，就算是后人临摹之作也值得收藏，于是托友人尽力拍回，一看落款为“光绪乙未夏六月，诸暨郦馥芗谷写”，钤印“郦馥印信”。作者查阅资料，终于得知郦馥为任伯年入室弟子，而且在任氏弟子中，郦馥是学师最为酷肖的。
任伯年创作过多幅《小红低唱图》，讲的是南宋范成大、姜夔、歌妓小红之间的故事，描绘的场景多为姜夔与小红泛舟水上、吹箫伴唱。郦馥也作过一幅同题立轴，从构图、用笔、人物形态等诸多方面与其师之作极为接近，难分伯仲。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郦馥的画技极佳，师出有名，却由于缺乏变化与创新，没有个人特色与风格，画名却不显，正如《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所述：“郦馥，字芗谷，浙江诸暨人。任颐弟子。工人物及花鸟，笔力峭劲，正如杨晋之于王翚，心规手追，种种入妙，然难能摆脱师规，盛名终为任颐所掩。”
五
在任伯年离世十余年后，1908年一个小男孩出生于诸暨浬浦农家。他就是余任天，字天庐，是新浙派绘画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浙江美术史上诗书画印俱佳的艺术大家。
著名画家潘天寿曾在《东南日报》报章上这样评价余任天：“余君于作画之外，复精篆刻，擅书法，工吟咏。经师子渊云：‘艺术不在绝，而在通，不限书画诗三绝，应加金石为四通’。画通于书，通于诗，而金石实为其骨干。君锲而不舍，庶几兼之。”沙孟海先生则有联云：“卅年论交道；四绝压群伦。”
在余任天先生的《自写传略》有述：“除刻印鉴赏外，画则初学费晓楼仕女，二十五岁后人物学陈老莲、任渭长、任伯年。”由此可见，尽管两位大家在世时没有交集，至少在中国人物画领域，余任天走了一条与任伯年极其相似的艺术道路。
余任天对任伯年是十分崇尚和深入了解的，当有人质疑任伯年的画过于单薄时，余任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任伯年的画很精彩，尤其是人物画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情，至于说他的画薄，这好比人穿衣服，夏天穿绸子是应该的，任伯年的画就是夏天穿绸子，薄是应该的。如此精辟之论，让闻听者十分折服。
当代收藏家蔡暄民认为余任天是他认识的画家中，鉴赏眼光首屈一指的，凡收到新作，必请余老鉴定。有一次他有幸收藏到了任伯年的《牧归图》，就请余任天过目，这时余老年岁已高，眼疾几近失明状态，只见余先生将画凑近脸部，几乎碰触到了鼻尖，这画在他面前从上到下滑了一遍后，余任天轻声赞叹道：“任伯年的精品，不输给蓝田叔（即蓝瑛）！”
余任天曾为浦江籍画家张世简的花鸟册题诗：“张家兄弟妙生春，取法山阴又创新。画意高于造型外，更为花鸟写精神。”诗中的“张家兄弟”指的是张世简和张书旃，而“山阴”即指任伯年。对于取法于任伯年的画家，余任天是十分欣赏的。
陈洪绶在师古的基础上，独创了高古奇骇的画风；任伯年传承了老莲风格，并不断求变，终成海派画家的杰出代表；余任天又以陈洪绶、任伯年为师，奠定了新浙派的根基。中国传统艺术就是这样奇妙，持续地传承着，不断在创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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