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宣迪淼
壹
诸暨旧时最高的学府是诸暨孔庙。
当我看着一帧八十年代被拆毁前的旧照里的大成殿时，它庄严、魁伟的身姿，让我心生温暖。一些情绪油然而生，这些情绪里有怀古、有亲切，也有对乡情的感动。不用言说，它的正义性，已经存在于往昔它强大的光阴中。
江东、浮桥、半爿街、红旗路，过去的诸暨老城道路并不宽敞，商铺货物却各色杂陈，琳琅满目，熟人相遇，可以隔街互相问候。也许，诸暨老城的尺度，才是人性的尺度，这样的街巷，才是生活的街巷。
大成殿，是我少年时穿行在千年古诸暨的大街小巷中最宏伟的宫观。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我走进当时被充作图书馆的大成殿，翻阅关于它的旧资料时，时间如齑粉，散落在诸暨儒学上下的沟沟岔岔中，被光阴的泥沙掩埋了的诸暨孔学旧事，又一截截一段段浮现出来……
我亲眼所见的大成殿，它重修于光绪十一至十四年（1886年—1889年），由诸暨名绅孙笃祜主持，历三年而竣。
咸丰十一年辛酉九月廿六日（1861年10月29日），太平军从浦江进占诸暨后，战乱不断，诸暨孔庙毁坏严重。随后的同治年间，诸暨民力疲乏，诸暨孔庙在风雨中荒芜，孤独沧桑。
直至光绪十一年，根据清政府重修庙学建筑的政令，诸暨乡绅孙笃祜于是主持并组织人进行修缮，终使其焕然一新。
不止一次审看光绪《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的“学宫图”，我清楚地看到了重修的诸暨孔庙建筑参照《周礼·考工记》上的原则，以经纬为格局，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经纬交织，横平竖直，形成一种棋盘式结构。既反映了中华正统儒家文化的思想，又适合诸暨古城自然环境的特点。
诸暨光绪孔庙是纵向贯穿为布局，正门为棂星门，在中轴线上。棂星是古代天文学上的文星之一，把孔子比作文星，就是要我们尊重天一样敬重孔子。棂星门平时关闭，仅在有重大祭祀活动或重要人员来临时才暂时开放。
棂星门内呈半圆形的水池叫“泮池”，诸暨老一辈人叫“学前湖”，也有称“鹤琴湖”的，上有泮桥一座，就是采芹桥，依古制，天子之学四周必环以圆形流水。古时只有考中秀才，才能经泮桥，入拜孔子。拾级而上便至大成门，“大成”二字取自《孟子》中的“孔子之谓集大成”，赞颂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的至高境界。过大成门就是大成殿。
大成殿，面阔五间，重檐歇山造。屋架五架抬梁式，前槽采用卷棚顶。整个建筑，用材硕大，雕饰华丽，造作讲究。
大成殿左右侧为东庑、西庑，里面摆放着后世供奉的乡贤乡儒的牌位；再后是明伦堂，明伦堂是以前生员上课的地方，当年刚入学的生员拜祭完孔子，都要到明伦堂去拜见老师，然后就在此上课。
前导、左学、右庙，光绪年间的诸暨学生在鸟语花香的孔庙园子里就读，可谓每一炷香火都心怀福分，孔庙担任了诸暨县学的主角。
贰
我不惮于在一块热土上取舍自己直白的感观，让内心愈来愈湿润。
那天，在古苎萝村的西施殿徘徊，当我轻轻抚摸着一块雕版，目光深深地估量它们，发现它们居然依旧保持着新鲜的活力。这些木雕是从大成殿拆过来的，经历暴力与呼喊，不成想，它们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安祥、寂静、唯美地置身于这里。
只是，大成殿被强制拆迁了，只留下曾经一样走过的星星、浮云和散落在西施殿的几段木块和石板。
所有的辩驳都不值一提，唯有让时光倒回，用思绪触碰诸暨孔庙那缓慢、安静、朴素的质地，朝着天地玄黄的来处探寻它身上镀着了层层古老的光晕。
诸暨孔庙，又称诸暨文庙、学宫，俗称“孔圣殿”，始建于唐天宝年间。唐宋—明清时期，由于政治和文化的需要，中国各地每个州、府、县治的中心通常都会修建孔庙或文庙，诸暨孔庙也是其中精美的一座，它和历史互相创造着对方，释放儒学的光泽。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诸暨崇学，历史悠久。据清光绪《三修诸暨县志》记载，学宫，唐初在县西；天宝中，县今郭密之迁长山下。唐末，学宫圮。晋天福五年（940），县令赵諟移于县东一里。宋景祐四年（1037），县令刘述重建。刘述是湖州人，在诸暨任县令期间，颇重民生。他曾在五泄山的仙岩洞 为久旱受灾的诸暨百姓祷雨且不久有应，而重建诸暨学宫是他又一桩民生大事。多年后，他升迁为刑部郎中，也为各种民生政事尽心尽力，在王安石、司马光等时代都有仗义执言之事，最后被王安石贬为平民。
诸暨孔庙伴随着贤者，坚守着古老的美，它在屡次重建的光影中带着一股硬气。
庆历四年（1044），诸暨县令寇仲温增扩了诸暨孔庙，寇仲温是一个热爱诸暨的贤官，他不但发展了诸暨儒学，还考证了诸暨之名的来源：“诸暨，甜槠”。
淳熙六年（1179），诸暨县令李文铸，因为担心水患，便把孔庙迁于县西百步（即今址），并以绢钱易民等扩充规模；又修跨湖（指学前湖）筑堤，与官道相通联。
宋代的诸暨县学，与宋朝大多县学相似，学制1年。北宋晚年，每年春秋两次招生，叫补试。以旬为单位建立教学周期，学习9天，休息1天。不过休息日往往还要练习弓射。每月考试1次，每学年举行1次升学考试，经州学审核，合格者可以升入州学外舍。
元代元贞年间，知州冯翼建非常重视县学，他新建了师善堂、先贤祠、朱文公祠，又建了居仁、由义、达道、进德、育英、养蒙六斋，还在东庑建了文成祠。
至正十五年五月，朝奏商议大夫伯不花侯来监管绍兴的诸暨州，他就把注意力用于治理学校的事情，而州学很久没有修整了，地砖、屋瓦都剥落，房梁木也被蛀虫腐朽，将要倒塌。伯不花把这当做非常重要的事情，急忙谋划新修学校。恰逢同知张守正，判官许汝霖、吕君诚，都凭借进士的身份接受任命来帮助诸暨州。从殿堂以及廊庑、斋居、棂星的大门、先贤的祠堂，全部修葺，于是庙堂更加深邃清静，学校更加高大庄严，弦歌诵读和谐，士气因为这样焕然一新。
可惜的是，元末明初，诸暨孔庙又一次毁于兵戈。
叁
诸暨孔学在无与有、兴与衰、大与小的相互介入中，流露着特殊的体温，它们表明了儒学与诸暨人文的不可分割性，并成为诸暨人文的一部分。
有些生命，层层叠叠地，都变成了经卷、诗文和前赴后继的孔学继承者。
一代代的诸暨儒学信仰者有自己的兴学法则，有多少虔诚的生命在其中投注热情并轮回往复。
有明一代， 地方学校的种类繁多。不仅有政府下令兴办的府、州、县儒学，半官方性质的社学，私人兴办的义学、乡学，还有较高层次的私人讲学——书院等。诸暨举学，学宫相继修建，从未间断。
明初政府规定，诸暨县学均为20名，入学生员给予廪膳，并免除其家差徭２名、税钱十五千，称“廪膳生”。嘉靖十四年（1535），绍兴府推官、邑人陈让，在西门内紫山上（古代诸暨城区“一江贯穿，五湖两河，五山两塔”，紫山俗呼格宝山），资建紫山书院，颇具规模。
紫山书院是在诸暨县学史中值得一说的一个章节。它所处位置风雅，迤北有济阴堂，左为大雄寺，背靠陶朱山。1542，时任知县的徐履祥重修了紫山书院，并聘王阳明高足、余姚进土钱德洪主讲“心学”。徐履祥是进士出身，笃信儒学，因而非常重视县学，修书院，聘名师，乐此不疲。徐履祥与儿子徐泰时至今都留有遗存，苏州三大名园之一留园就是他们在明代的家园。而钱德洪为紫山书院主讲席，不枉所托，在诸暨期间留下了许多弟子，也写下了《宝寿寺》《登紫山诗》等诗作，并撰写了《诸暨县庙学告成记》《诸暨县修建庙学记》等碑文。
古老的史迹带着一身窈窕的美学，诸暨孔庙和县学起伏成惊心动魄的曲线。
安徽寿州人梁子琦任职诸暨在1567至1570期间，作为诸暨知县，为官政绩卓著，修葺紫山书院是他的其中一大功绩。为民者自然也被民所重，据《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记载：“梁公祠，在紫山，明隆庆年建，祀知县梁子琦”。
任何美好的事物总是在时光中一点点佝偻，一点点磨损。
明末紫山书院被废，令人叹息。
肆
万历一朝是很有意思的一朝，都说万历是明朝灭亡的导火索，然而万历年间人才辈出、文化昌盛却是不争的事实，更有甚者，将万历之后的晚明时期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
在诸暨，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知县尹从淑，重修学宫后，当时县学生员有三类：一是廉膳生，限额20名，他们的膳食费由朝廷供给；二是增广生，限额20名；三是附学生，不限名额。后两类学生没有膳食费，生活费用自理。
尹从淑（1558年7月15日－？年），字道传，号又方，四川省叙州府宜宾县人。明朝万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第三甲第七十九名进士。他是一个站位较高的人，为诸暨文化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后来成为与治水英雄刘光复一起被诸暨百姓称颂的名臣。
1595年，尹从淑在迓福门（俗称下方门）建文昌祠。据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记载：“文昌祠在东门外江东迓福门（即现在的下坊门），明万历二十三年知县尹从淑倡建。后堂三间，前厅三间，门房三间，左右侧厢各三间，每科赴试者多租饯于此。”祠成后，“每科赴试者，多租栈于此”攻读，说明文昌祠规模不小。是年，又在祠北建文明阁，跨道而立（今暨阳大桥东侧），《国朝三修诸暨县志》载“为层者五，为面者六；下甃以石，作圆洞（即券门）供行人过往。上竖铁木吊窗，铃闻十里。沿江磊石，筑堤障水”。可见，文明阁是一座高层次的亭台楼阁，规模也不小，可惜后被毁。后来在孔庙左侧我们见到的文昌阁是于1815年筹建的另一幢建筑物了。清代的文昌阁建得非常宏丽、高峻，是诸暨郦氏为弥补郦氏宗祠巽向之阙（即祠堂东南方风水有欠缺），也是推崇族内孝友、文章。当时前后捐款、田，筹银共得3870余两，历时两年始成。
低处的尘土，埋着尘世磅礴的烟火，翻阅典册的光芒，能看清诸暨文人的影子。
伍
清沿明制，由朝廷派教谕一人为正，训导一人为副，组成“儒学衙门”（百姓叫“老师衙门”），以主持县学工作。教谕对生员“教事谕德”，训导协助教谕。从此，诸暨县学都一直是设在学宫（文庙）。
作为婺越通衢，诸暨历来是浙江的战略重地，战争常使诸暨县学走进一个四处漏风的朝代。
康熙十三年（1674），云南吴三桂、福建耿精忠反清。耿精忠部将曾养性率军由闽入浙，各地起而响应。诸暨王善长、何九、徐三、朱成龙等各拥军数千至数万，攻占诸暨、新昌、嵊县等县城，配合耿军作战。康清王和清巡道许宏勋攻击诸暨。也率大军入境镇压。民军连营结寨，节节抵抗，并与清军大战于诸暨枫桥、紫阆和诸暨城，诸暨城６次易手。九月，朱部溃散。
烽烟深处，诸暨学宫又一次遭损。待四境安定，数年后，经诸暨教渝严曾荣的劝募和生员蔡广生的鼎力资助，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再修，三年后才完工，费资千余金。
有清一代，诸暨县学还经常与社学结合，政府规定20岁以下都可入社学，在社学先学《孝经》，次学《三字经》等启蒙读本，继学经、史、历算等书，并读《御制大诰》与清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礼，这种模式带有义学性质，当地也设在文庙。
雍正七年（1729），因浦阳江水侵虫矗，殿宇朽蚀，诸暨学宫朽坏，知县张长庠重修，并写了《学宫记》。《记》中说：“於越山川甲天下，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在暨则渔橹横江，白阳插汉，五泄争奇于雁荡，九乘并丽乎天台。其间名人辈出，慷慨好义者代有其人”。
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适值县令张端木自婺邑调任诸暨，学宫庙庑各祠具倾，衙斋也圮，荒草遍地。张端木是清代上海早期的钱币学家，初名若木，字昆乔，号林长，上海人。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七年中进士。历任浙江金华、诸暨、镇海、常山、临海知县，他在任时，赈济灾民，昭雪奇冤，以廉洁显名。他在《暨阳张氏续修宗谱序（1766，三修）》有记：“方余调暨也，修废举坠，每以急公为己任，即如倡修文庙作暨士先，创建书院直继紫山之废于前明，实藉邑绅之董其事者勷成之，董事十有二人，其一即族绅名长祚者也……”面对修理难、资金难等问题，他延请四方，集群贤，筹划孔庙复兴，并选择诸暨乡绅十二人，董捐重建。历时二年多，花费金五千二百余。修复了大成殿、先贤祠及东西两庑和祭器、乐器等房；又建戟门、名官、乡贤、忠孝、忠圣等祠于学宫旁；再新建官厅、省牲所和潘池、潘桥。还新兴建了棂星门，沿学湖亦环以石砌，置装石栏板和望柱。并移建教谕署于明伦堂东，训导署于明伦堂西。
春光照在孔庙上，该深的深，该浅的浅，张端木的努力使诸暨孔庙和县学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此外，在重修学宫的大事完成后，他又倡议在毓秀山建毓秀书院，乾隆二十六年（1761）始工，费资二干一百余金，计屋四十六楹。其中，书舍四楹，藏书楼五楹，历时三年。这就是诸暨中学最早的溯源。
陆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太平军从浦江攻入诸暨，至同治二年癸亥正月廿三日（1863年3月12日），清军重新占领诸暨县。期间，诸暨境内的战争，前后持续一年半之久，并且斗争十分激烈，以诸暨东安乡包村包立身为代表的民众，利用“邪术”托词誓师，自称“白鹤真人”传人，创办“白头军”，与太平军大小数十战，邻近各县百姓纷纷举家来投，诸暨成为浙江太平天国时期战争最惨烈的地区。太平天国战争后，诸暨人口由90万减少到27万，人口损失63万，损失比例为70% 。
纵观太平天国政权的教育政策，为了配合军事进攻，主要采取了较为彻底的反儒政策，如视孔子为“邪神”，把儒家经典作为“妖书”予以焚毁，不准买卖藏读，很多儒学人士被迫害而逃离。如著名学者金岳霖的父亲金珍，他本是诸暨县学庠生（秀才），因太平天国战争波及诸暨，在老家难以安身，就远赴湖南投奔任永定县知县的堂叔祖金兆基，入幕作师爷。因此，诸暨县学原有的教育体系破坏殆尽。
清同治元年（1862），诸暨学宫再次遭到兵燹，毁坏过半，加之浦阳江频年水灾，墙垣坍塌甚巨。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政府国库空虚，无力重修。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始工，历时四年，费资一万三干九百余金。这次修建，将原有建筑增高基址以防水患；又在照墙外建石华表两座。
至此，诸暨孔庙，历经修建、移建、扩建和重建，孔庙作为县学中学，建筑参差错落，互为映衬，构成了气宇恢宏、雄伟壮观的古代县学风貌。
民国5年（1916），诸暨县在孔庙设劝学所，辅佐县知事办理教育行政事宜。设所长1名，由县知事呈请道尹委任，劝学员2至4名，由县知事委任。赵家何蒙孙和次坞俞韵琴都曾任诸暨劝学所所长之职。俞韵琴是著名革命家俞秀松的父亲，民主人士、教育家，清朝最末一代秀才，思想较为开放，在担任诸暨县教育局督学、诸暨县劝学所所长、诸暨师范讲习所所长、诸暨初级师范学校校长之时积极主张推广新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诸暨孔庙又辟为“诸暨县城区镇中心国民学校”本部校所，1949年下半年该校改称“诸暨县立小学”，孔庙当时为小学高年级，12个班，600多个学生，16名教师。1952年复设幼儿班。1953年，改称城关镇中心小学，1956年，迁到南门余家台门。
上世纪50年代，孔庙成为诸暨各界活动中心，诸暨县党代会、（各界）人代会、政治协商会等重要会议及重要活动均在诸暨孔庙附近召开或举行，后来又在诸暨孔庙西侧场地建起了老县政府办公所，孔庙原有规模逐渐缩小。1980年建造文化馆大楼时，孔庙的附属建筑包括戟门和泮桥、泮池等，相继拆毁。1985年9月，诸暨孔庙的主体建筑大成殿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时已辟为诸暨县图书馆馆舍）。1995年春，诸暨孔庙大成殿因多种原因面临被拆，甚为遗憾！
岁月流逝，人间沦桑，昔日巍巍学宫，已不见踪影。
诸暨孔庙，犹如一部无言史书，千秋兴衰事，任凭后人说……
柒
当我们打开诸暨千年县学史，刘基的《诸暨州重修州学记》笃实是一篇最为引人注目的学记，至今流露出深刻的教育之思和精神之美。
刘基在《诸暨州重修州学记》一文中说“奉议大夫伯不花侯，来监绍兴之诸暨州，即注意治学事，而州学不修久，墁瓦剥落梁木蠹腐，且堕且压，侯大以为忧，亟谋新之。”从文中看，伯不花侯主持了诸暨州学，时间从至正十五年（1355）五月开工到七月完工。此时刘基恰好因对元政府企图招抚方国珍的做法不予苟同，被羁管绍兴三年，他们两人素有交往，于是，伯不花侯请刘基作《记》。在绍兴的三年间，刘基曾游览了诸暨五泄等地，并结交了数位诸暨朋友，据《王文成公全书》记载，刘基与元末为奉老母避乱居诸暨五泄的王阳明的六世祖王纲，和诸暨籍的民间艺术家王冕等均有交往。因此，刘基对诸暨的县学情况是了解的，甚至有专门研究的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篇《记》中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当时的百姓为盗贼是主管教育者的失职“今乃至相率为盗，庸非典教者失其职耶？”也指出了教育、政治、人伦间的关系 ，认为社会的不稳定与教育有关。他又说“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伦也。圣人之教行，则人伦明矣。人伦既明，则为民者莫不知爱其亲，而不敢为不义以自暴，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偾国事，盗贼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诸君子可谓能知治道之本矣，可无述乎？于是乎为之记。”这篇《记》虽然阐述简约，但作者特别强调了人伦道德的教育的重要性，宣告了刘基以德为重的教育和为政理念。
教育是关诸人类社会的存在和人类自身延续的大问题，因此，古代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很多学派的思想都是由设点讲学、延揽才隽而教之，然后蔚成风气，由无数个门徒、弟子发扬光大而衍成学脉的。
可以说，在民间刘基不乏仙风道骨形象，但事实上，宗儒才是他思想的主导元素，他对教育功能、教育内容、教育而后入仕等方面的论说，均以仁和德为核心的。《诸暨州重修州学记》是体现刘基教育思想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也因之影响了诸暨县学和他的门生。
另一位就是钱德洪（1496年—1574年），作为明朝中后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王阳明的学生，他在诸暨县学深耕致良知学，也是诸暨古代县学重要一章。
打量整个诸暨县学史，很长时间内，诸暨孔庙与府、州、县学就融为一体，既是孔庙，又是学校，有时也称为学宫、学庙，与诸暨民间私学成为诸暨耕读传家的重要双翼。
诸暨孔庙，经历千百年后，许多古色的斑驳光阴早已不复存在，但诸暨县学的理念和影迹，儒家之风的核心，早已融入诸暨人的血液。代代诸暨士人，前赴后继地读书，做事业，以家国为根基，最后汇聚在新时代的诸暨现代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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