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著名的儒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被封为温国公，他关心国事、清廉正直，宋人有诗句称赞他：“福星一路之歌谣，生佛万家之香火。”后来人们就以“万家生佛”来赞美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
诸暨历史上，同样有许多人，或因学而优则仕，或因品至正则荐，分赴各地任职，他们勤勉为政，廉洁奉公，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深受百姓拥戴，政绩载录于方志、史籍之中。如明朝时，王旸，字孟晖，原任巩昌知府，因遭受诽谤而贬为琼州同知，别人都是“跂足待满而已”，只有他恪尽职守，“琼人至今称之”；骆珑，字蕴良，以进士擢潮州府知府，临行王阳明赠序以送，蒞任时，“讼牒纷投，珑为曲直之”，每每断讼至深夜，幕僚劝其节劳休息，骆珑却以“耽逸其身而使民情不得上伸，君子不为也”以对；清时，楼绩，字尔成，号青城，以举人授良乡县知县，县治有方，百姓安居乐业，“良乡民爱绩如父，解任，民膳之。及卒，民祀之”；民国初期，东安（现属店口镇）潘瀛任毛目县知事，在任时捐洋办学、创设图书馆，离任时再捐小麦一百石，一半作存粮，一半充教育经费，临行时，毛目民众赠“万家声费”锦幛一幅，以作留念，等等。
类似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现再辑录历史上担任地方官的五位诸暨人，以“万家生佛”来褒扬他们，应该不为过。
■特约撰稿 潘丹
朱 戬·父子继美
君至而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书与其甥之婿王某，使记其作亭之意。
——王安石《石门亭记》
宋代诸暨有一对父子，都为进士，又先后在同一地任县令，且均有政绩，一时传为美谈。
朱戬，宋元丰五年（1082）中壬戌明经科，同进士，官处州青田县令，上任后他在距离青田县城七十里的一处著名风景点——石门山，修筑了一座亭子，并把古今石刻收集于亭子中。亭建成后，朱戬写信给他的外甥女婿王安石，请其作记，王安石欣然写下了名篇《石门亭记》，收录于《临川先生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钞》等古籍文献中。
《石门亭记》篇幅不长，题虽小而议论却大，作者先揣度建亭者本意，连设五问：“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接着阐明了自己主张“仁”的儒家思想：“广大物美，万能物附焉以生，而不以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古今之民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则其人之名与石且传而不朽，成仁之名而不夺其志，亦仁也。”，即由亭及山、由山及景、由景及人、由人及政，无不体现“仁”字。这篇题记美篇传世至今，为青田山水增添了浓郁的历史韵味和人文底色，这不得不归功于近千年前的青田令朱戬。
三十年后，朱戬的儿子朱常又中了宋政和二年（1112）壬辰科进士，巧合的是他也被委任为青田县令。据《丽水教育志》载：“青田县学。宋庆历年间在县东门外崇阜之巅创县学，元符间县令朱戬修建。宣和年间，朱戬子朱常任县令重修。”可见父子俩都十分崇尚文教。
正如《康熙青田县志》“名宦”篇所载：“朱戬，越州人，元符间蒞政有声。子常宣和末复知县事，建学校，崇师儒。父子继美，邑人称以为难。”父子同地为官，且有政声，确实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
方 辉·体恤百姓
方辉，字自新，镒曾孙。洪武壬子，以孝行举，授齐安县驿丞，擢石首县知县。
——《光绪诸暨县志》
明朝初创时期，朝廷以推荐的方式向民间召集人才，这些人或以学识卓越闻名，或因贤良方正出众，经召试合格后，授任地方官员，诸暨白门义塾创办人方镒的曾孙方辉就是其中之一，他先以孝行而授予齐安县驿丞，后任石首县知县。
虽为地方父母官，但一向恪守孝道的方辉总是把百姓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在任上时普通百姓由于困难而拖欠赋税，而上峰又不断催促，见此情形方辉十分同情，先是拿出自己的薪俸，再倡导富户捐赠，共得米达万石，除代为交纳赋税外，余下的九百石充入义仓，遇到荒年用于赈灾。
洪武三十年，朝廷派员核实与征收赋税相关的实数时，因县册稍有谬误而得罪了来人，方辉被抓，石首父老纷纷赴京城说情。第二年有大臣言及石首政绩，方辉不仅得以宽恕，还破格提升为郧阳府知府。知府任上，方辉又多次“故伎重演”，因府郡遭旱灾，欠租达十万余石，百姓实在交不出粮食，于是方辉上书要求以钱币代租，得到了批准；属地中上津、竹山是二个贫困县，而租税却与其他地方相同，方辉上奏后减少了一半；不久，因中原交战，朝廷派员征收军费，因郧阳府本来就是为处置鄂、豫、陕流民所建，方辉实在不忍心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自请囚禁，使臣一开始很恼怒，后来被方辉的义举所感动，答应所交赋税比其他郡要少得多。
后来方辉北上赴京城“汇报工作”，途中在一个叫龙江的地方不幸去世了。
杜 广·廉循称首
杜广，诸暨人。顺治十五年以岁贡来知黄平州……殓仅布衣一袭，醵金买棺，以其余赙赠，榇乃得归，为廉循称首云。
——《黄平州志》
查阅《光绪诸暨县志》，无论是“人物志”“科第表”篇，还是“仕籍志”“阙访”栏，均未见有“杜广”之名录。而在《黄平州志》《镇远府志》《滇黔志略》等古籍文献、现代《黔东南人物》一书中，均收录其间，且明确杜广为“诸暨人”“浙江诸暨人”或“江南诸暨人”。
《黄平州志》给杜广作传虽仅百余字，却把一个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地方官描绘得十分生动而形象。
清顺治十五年（1658），杜广以贡生的资格来到黄平州（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担任知州，时值清朝初创时期，再加之地处少数民族偏远地域，环境之恶劣、生活之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地方父母官，杜广的生活也极俭朴与拮据，在任期间吃的是糙米，穿的是粗布衣服。推己及人，杜广十分体恤州民，重视“扶贫工作”，抚慰老弱病残；施行仁政，待人亲和，不拿刑律与官威压人；每当有赋税征收与徭役分派任务下达时，他总是先召集众人商议，听取合理化的建议，确定初步方案后，如百姓乐于接受，才加以实施。
杜广在黄平勤勉任职六载，终因积劳成疾而卒于任上，听闻噩耗，州民自发停止一切商贸活动予以悼念。而因为官清廉，杜广入殓时也仅穿着一袭布衣，连棺材也是由百姓捐钱购买的，所捐款项承办丧事尚有结余，这才将棺木运送回故乡安葬。
杜广堪称廉洁循良之典范！
蒋毓英·治台有方
将去之日，全台如失怙恃，三老子弟咸肖公之像而尸祝之。四庠桃李，尽出公门；崇报之心，尤深寤寐。属余记之，以永去思。余故部民也，蒙庥志德，与台士等，其曷敢辞？公讳毓英，号集翁，籍虽辽左，实浙东诸暨人。
——李光地《台湾郡侯蒋公去思碑记》
明朝末期，诸暨店口七里村有个名叫蒋世魁的，远游至东北，入籍奉天锦州，其孙蒋毓英初任登闻院七品文书、刑部六品文书，再任温州府同知、福建泉州府知府。
康熙二十二年（1683），宝岛台湾再次回归大清疆域，在督抚的举荐下，蒋毓英成为清时首任台湾知府。
初至台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台湾新邦不同于名港泉州，蒋毓英认为：“治残黎，如治瘵焉。凡病瘵而急攻以石液，气弱精耗，奄奄然不胜石与液之功；孰若逸其四肢、节其饮食、淡其忧虑、摄其气息，优游以待邪去元复之为愈乎？”他在官舍边上筑了一个草堂，题额“安拙”，寓意为“才以安繁剧，而拙所以安新附”，在当时的情形下，不求恃才练达而建惊天动地之功，也不宜设立严苛的规制以束缚手脚，抱朴守拙、踏实仁慈，当为治台之策。
于是蒋毓英信守着这样的理念，着手开展工作，先是关注民众疾苦，招集流民，安居乐业；然后深入荒山僻地，披荆斩棘，划分好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地界；再捐俸设立府学、社学、义学，聘师督课，以文教化；首次主持编纂《台湾府志》，成为研究台湾的一部重要文献。很快三年任期已满，蒋毓英本迁为湖广盐巡道，但在台湾民众的一再告留下，朝廷准奏，蒋毓英再连任台湾知府。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蒋毓英两任期满，擢江西按察使，离台之日，民众恋恋不舍，数千人奔走数十里相送，并将蒋毓英的像塑在他创建的书院里奉祀。
在按察使任上，蒋毓英同样政声卓著，康熙皇帝发布《蒋毓英并妻诰命》，表彰其“廉察一方，饬纪纲而执法；典司庶狱，适轻重以祥刑”“居官勤属，用法宽仁”“戢贪暴以六条，风行郡县；寓平反于三尺，泽遍方州”。康熙三十一年，蒋毓英再次回到了祖籍地，担任浙江布政使。
七十余年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一位土生土长的诸暨人，高湖余文仪担任台湾知府，同样政声不俗。
陈国钧·情系菇民
照理一份劳力必有一份代价，而菇民之所以“劳而无获”者，实皆被重利盘剥，或为菇行巧取豪夺所致。如何请求菇货，大量分借菇民，如何针对时弊，免除菇行欺诈，皆需设立菇业协会的机构。政府应对其从长计划，切实支持，否则不足以挽回菇民的利润。
——陈国钧《菇民研究》
陈国钧，字孝怀，诸暨人，1915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留学于荷兰海牙社会研究院，社会学家。1938年起任大夏大学助教、讲师，1943年任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民俗馆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督导专员兼中华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东吴联合大学副教授。1946年任浦江县县长，1947年任庆元县县长。1949年赴台湾，历任花莲中学校长、中兴大学教授。著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歌谣》《台湾土著社会研究》等。
菇农占大部分人口的庆元县任职期间，陈国钧十分关心菇业的发展状况，1948年他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为《菇民研究》，全文共分十二个章节，除介绍磨菇的品种、栽培方法外，陈国钧还特别关注了菇农的生存状态，文中这样叙述道：“每当冬初黄叶飘零之时，我们常见浙南的龙庆公路上，蜿蜒着一群形容枯槁、鹑衣百结的队伍，他们有的挑着漆黑饭锅，有的挑着状如流苏的破棉絮，有的背上负着沉着的包裹，有的手提着褐色的篾篮，老的、幼的、男的、女的，拖着那沉重的脚步，这便是菇民们走上菇山途径的一瞥。”对菇农的同情之意数次溢于言表：“与菇民语及此情，必声泪俱下，嘘叹无慨，终至不知所云。”同时提出了改进菇业和改善菇农生活的若干意见，呼吁政府重视菇业，加大扶持力度，设立行业协会，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运销渠道。
陈国钧的《菇民研究》一文已成为当今研究菇业的重要文献，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香菇栽培史》一书中，作者香菇专家张寿橙将此论文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他（陈国钧）深知菇民疾苦，提出改善菇业，并为菇民请命，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令人感动。身为一县之长，能写出如此饱含深情厚意之论文，实乃中华香菇史上一件不平凡之大事。”同时将陈国钧与张华、王祯、刘基等并列为“中国香菇著名历史人物”。
1990年庆元举办香菇节时，张寿橙曾托台湾朋友约请陈国钧参会，遗憾的是未能成行。2008年时任龙泉市长的梁忆南阅读到此论文后，也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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