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著名的儒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被封为温国公,他关心国事、清廉正直,宋人有诗句称赞他:“福星一路之歌谣,生佛万家之香火。”后来人们就以“万家生佛”来赞美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
 
  诸暨历史上,同样有许多人,或因学而优则仕,或因品至正则荐,分赴各地任职,他们勤勉为政,廉洁奉公,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深受百姓拥戴,政绩载录于方志、史籍之中。如明朝时,王旸,字孟晖,原任巩昌知府,因遭受诽谤而贬为琼州同知,别人都是“跂足待满而已”,只有他恪尽职守,“琼人至今称之”;骆珑,字蕴良,以进士擢潮州府知府,临行王阳明赠序以送,蒞任时,“讼牒纷投,珑为曲直之”,每每断讼至深夜,幕僚劝其节劳休息,骆珑却以“耽逸其身而使民情不得上伸,君子不为也”以对;清时,楼绩,字尔成,号青城,以举人授良乡县知县,县治有方,百姓安居乐业,“良乡民爱绩如父,解任,民膳之。及卒,民祀之”;民国初期,东安(现属店口镇)潘瀛任毛目县知事,在任时捐洋办学、创设图书馆,离任时再捐小麦一百石,一半作存粮,一半充教育经费,临行时,毛目民众赠“万家声费”锦幛一幅,以作留念,等等。
 
  类似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现再辑录历史上担任地方官的五位诸暨人,以“万家生佛”来褒扬他们,应该不为过。
 
  ■特约撰稿 潘丹
 
  朱  戬·父子继美
 
  君至而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书与其甥之婿王某,使记其作亭之意。
 
  ——王安石《石门亭记》
 
  宋代诸暨有一对父子,都为进士,又先后在同一地任县令,且均有政绩,一时传为美谈。
 
  朱戬,宋元丰五年(1082)中壬戌明经科,同进士,官处州青田县令,上任后他在距离青田县城七十里的一处著名风景点——石门山,修筑了一座亭子,并把古今石刻收集于亭子中。亭建成后,朱戬写信给他的外甥女婿王安石,请其作记,王安石欣然写下了名篇《石门亭记》,收录于《临川先生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钞》等古籍文献中。
 
  《石门亭记》篇幅不长,题虽小而议论却大,作者先揣度建亭者本意,连设五问:“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接着阐明了自己主张“仁”的儒家思想:“广大物美,万能物附焉以生,而不以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古今之民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则其人之名与石且传而不朽,成仁之名而不夺其志,亦仁也。”,即由亭及山、由山及景、由景及人、由人及政,无不体现“仁”字。这篇题记美篇传世至今,为青田山水增添了浓郁的历史韵味和人文底色,这不得不归功于近千年前的青田令朱戬。
 
  三十年后,朱戬的儿子朱常又中了宋政和二年(1112)壬辰科进士,巧合的是他也被委任为青田县令。据《丽水教育志》载:“青田县学。宋庆历年间在县东门外崇阜之巅创县学,元符间县令朱戬修建。宣和年间,朱戬子朱常任县令重修。”可见父子俩都十分崇尚文教。
 
  正如《康熙青田县志》“名宦”篇所载:“朱戬,越州人,元符间蒞政有声。子常宣和末复知县事,建学校,崇师儒。父子继美,邑人称以为难。”父子同地为官,且有政声,确实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
 
  方  辉·体恤百姓
 
  方辉,字自新,镒曾孙。洪武壬子,以孝行举,授齐安县驿丞,擢石首县知县。
 
  ——《光绪诸暨县志》
 
  明朝初创时期,朝廷以推荐的方式向民间召集人才,这些人或以学识卓越闻名,或因贤良方正出众,经召试合格后,授任地方官员,诸暨白门义塾创办人方镒的曾孙方辉就是其中之一,他先以孝行而授予齐安县驿丞,后任石首县知县。
 
  虽为地方父母官,但一向恪守孝道的方辉总是把百姓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在任上时普通百姓由于困难而拖欠赋税,而上峰又不断催促,见此情形方辉十分同情,先是拿出自己的薪俸,再倡导富户捐赠,共得米达万石,除代为交纳赋税外,余下的九百石充入义仓,遇到荒年用于赈灾。
 
  洪武三十年,朝廷派员核实与征收赋税相关的实数时,因县册稍有谬误而得罪了来人,方辉被抓,石首父老纷纷赴京城说情。第二年有大臣言及石首政绩,方辉不仅得以宽恕,还破格提升为郧阳府知府。知府任上,方辉又多次“故伎重演”,因府郡遭旱灾,欠租达十万余石,百姓实在交不出粮食,于是方辉上书要求以钱币代租,得到了批准;属地中上津、竹山是二个贫困县,而租税却与其他地方相同,方辉上奏后减少了一半;不久,因中原交战,朝廷派员征收军费,因郧阳府本来就是为处置鄂、豫、陕流民所建,方辉实在不忍心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自请囚禁,使臣一开始很恼怒,后来被方辉的义举所感动,答应所交赋税比其他郡要少得多。
 
  后来方辉北上赴京城“汇报工作”,途中在一个叫龙江的地方不幸去世了。
 
  杜  广·廉循称首
 
  杜广,诸暨人。顺治十五年以岁贡来知黄平州……殓仅布衣一袭,醵金买棺,以其余赙赠,榇乃得归,为廉循称首云。
 
  ——《黄平州志》
 
  查阅《光绪诸暨县志》,无论是“人物志”“科第表”篇,还是“仕籍志”“阙访”栏,均未见有“杜广”之名录。而在《黄平州志》《镇远府志》《滇黔志略》等古籍文献、现代《黔东南人物》一书中,均收录其间,且明确杜广为“诸暨人”“浙江诸暨人”或“江南诸暨人”。
 
  《黄平州志》给杜广作传虽仅百余字,却把一个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地方官描绘得十分生动而形象。
 
  清顺治十五年(1658),杜广以贡生的资格来到黄平州(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担任知州,时值清朝初创时期,再加之地处少数民族偏远地域,环境之恶劣、生活之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地方父母官,杜广的生活也极俭朴与拮据,在任期间吃的是糙米,穿的是粗布衣服。推己及人,杜广十分体恤州民,重视“扶贫工作”,抚慰老弱病残;施行仁政,待人亲和,不拿刑律与官威压人;每当有赋税征收与徭役分派任务下达时,他总是先召集众人商议,听取合理化的建议,确定初步方案后,如百姓乐于接受,才加以实施。
 
  杜广在黄平勤勉任职六载,终因积劳成疾而卒于任上,听闻噩耗,州民自发停止一切商贸活动予以悼念。而因为官清廉,杜广入殓时也仅穿着一袭布衣,连棺材也是由百姓捐钱购买的,所捐款项承办丧事尚有结余,这才将棺木运送回故乡安葬。
 
  杜广堪称廉洁循良之典范!
 
  蒋毓英·治台有方
 
  将去之日,全台如失怙恃,三老子弟咸肖公之像而尸祝之。四庠桃李,尽出公门;崇报之心,尤深寤寐。属余记之,以永去思。余故部民也,蒙庥志德,与台士等,其曷敢辞?公讳毓英,号集翁,籍虽辽左,实浙东诸暨人。
 
  ——李光地《台湾郡侯蒋公去思碑记》
 
  明朝末期,诸暨店口七里村有个名叫蒋世魁的,远游至东北,入籍奉天锦州,其孙蒋毓英初任登闻院七品文书、刑部六品文书,再任温州府同知、福建泉州府知府。
 
  康熙二十二年(1683),宝岛台湾再次回归大清疆域,在督抚的举荐下,蒋毓英成为清时首任台湾知府。
 
  初至台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台湾新邦不同于名港泉州,蒋毓英认为:“治残黎,如治瘵焉。凡病瘵而急攻以石液,气弱精耗,奄奄然不胜石与液之功;孰若逸其四肢、节其饮食、淡其忧虑、摄其气息,优游以待邪去元复之为愈乎?”他在官舍边上筑了一个草堂,题额“安拙”,寓意为“才以安繁剧,而拙所以安新附”,在当时的情形下,不求恃才练达而建惊天动地之功,也不宜设立严苛的规制以束缚手脚,抱朴守拙、踏实仁慈,当为治台之策。
 
  于是蒋毓英信守着这样的理念,着手开展工作,先是关注民众疾苦,招集流民,安居乐业;然后深入荒山僻地,披荆斩棘,划分好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地界;再捐俸设立府学、社学、义学,聘师督课,以文教化;首次主持编纂《台湾府志》,成为研究台湾的一部重要文献。很快三年任期已满,蒋毓英本迁为湖广盐巡道,但在台湾民众的一再告留下,朝廷准奏,蒋毓英再连任台湾知府。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蒋毓英两任期满,擢江西按察使,离台之日,民众恋恋不舍,数千人奔走数十里相送,并将蒋毓英的像塑在他创建的书院里奉祀。
 
  在按察使任上,蒋毓英同样政声卓著,康熙皇帝发布《蒋毓英并妻诰命》,表彰其“廉察一方,饬纪纲而执法;典司庶狱,适轻重以祥刑”“居官勤属,用法宽仁”“戢贪暴以六条,风行郡县;寓平反于三尺,泽遍方州”。康熙三十一年,蒋毓英再次回到了祖籍地,担任浙江布政使。
 
  七十余年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一位土生土长的诸暨人,高湖余文仪担任台湾知府,同样政声不俗。
 
  陈国钧·情系菇民
 
  照理一份劳力必有一份代价,而菇民之所以“劳而无获”者,实皆被重利盘剥,或为菇行巧取豪夺所致。如何请求菇货,大量分借菇民,如何针对时弊,免除菇行欺诈,皆需设立菇业协会的机构。政府应对其从长计划,切实支持,否则不足以挽回菇民的利润。
 
  ——陈国钧《菇民研究》
 
  陈国钧,字孝怀,诸暨人,1915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留学于荷兰海牙社会研究院,社会学家。1938年起任大夏大学助教、讲师,1943年任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民俗馆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督导专员兼中华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东吴联合大学副教授。1946年任浦江县县长,1947年任庆元县县长。1949年赴台湾,历任花莲中学校长、中兴大学教授。著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歌谣》《台湾土著社会研究》等。
 
  菇农占大部分人口的庆元县任职期间,陈国钧十分关心菇业的发展状况,1948年他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为《菇民研究》,全文共分十二个章节,除介绍磨菇的品种、栽培方法外,陈国钧还特别关注了菇农的生存状态,文中这样叙述道:“每当冬初黄叶飘零之时,我们常见浙南的龙庆公路上,蜿蜒着一群形容枯槁、鹑衣百结的队伍,他们有的挑着漆黑饭锅,有的挑着状如流苏的破棉絮,有的背上负着沉着的包裹,有的手提着褐色的篾篮,老的、幼的、男的、女的,拖着那沉重的脚步,这便是菇民们走上菇山途径的一瞥。”对菇农的同情之意数次溢于言表:“与菇民语及此情,必声泪俱下,嘘叹无慨,终至不知所云。”同时提出了改进菇业和改善菇农生活的若干意见,呼吁政府重视菇业,加大扶持力度,设立行业协会,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运销渠道。
 
  陈国钧的《菇民研究》一文已成为当今研究菇业的重要文献,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香菇栽培史》一书中,作者香菇专家张寿橙将此论文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他(陈国钧)深知菇民疾苦,提出改善菇业,并为菇民请命,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令人感动。身为一县之长,能写出如此饱含深情厚意之论文,实乃中华香菇史上一件不平凡之大事。”同时将陈国钧与张华、王祯、刘基等并列为“中国香菇著名历史人物”。
 
  1990年庆元举办香菇节时,张寿橙曾托台湾朋友约请陈国钧参会,遗憾的是未能成行。2008年时任龙泉市长的梁忆南阅读到此论文后,也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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