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敞
渎溪乡，为民国时期诸暨西南部一偏僻山乡，西面与浦江县中余等乡及诸暨马剑镇相接，南、北分别与诸暨同山、五泄交界，东部为绵绵群山，与龙珠里村所属山林接壤。所辖现青山水库库区内桥头、兴隆、屏坞、上下文、青山及大地等行政村，及现五泄镇的西皇村所属各自然村。
渎溪之地名自然与其境内的一条石渎溪有关，石渎溪为五泄江的主要支流，分上、下两源，据宋代施宿《嘉泰会稽志》记载：“上、下源各有二石井相连，合流如渎，故以为名。”溪流上源出自浦江杨玄岭，过明教、蕾山、杨焕沈家、屏山、尚文、霞纹等村，穿坎头村村前畈至相对村。下源出自浦江王家山，过廊坞、北家坞、庙里、石塔头、西店等自然村，穿皇城畈与上源合于相对斗溪潭。合流经石渎庙北侧至合溪山口（霞坞山趾），纳横里、洩下溪。过逢春、清潭何家、庄余霞等自然村，纳蒲岱溪流至草塔合溪口入五泄江。
《嘉泰会稽志》成书于嘉泰元年（1201），是目前较早对石渎溪作文字记载的越州地方志书，后续诸如《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对石渎溪的记载多引用于此。而早在唐代已有以“石渎”用作地名的史实，1977年，原青山公社蕾山大队水口庵遗址处，当地村民挖掘出青铜钟一口，上镌铭文：“维唐广德元年岁次癸卯十一月廿日，越州诸暨县石渎村檀越主僧道懃僧难陀奉为亡兄承之铸钟一口，用铜卅五斤，永完供奉。”从铭文内容得知，此青铜钟铸于唐代广德元年（763）。至贞元十四年（799）后人又在该钟上增刻铭文：“维唐贞元十四年闰五月十三日，檀越主王潭等于石渎岭下村众募缘……”两则铭文中分别出现了“越州诸暨县石渎村”“石渎岭下村”等村落地名，这里“石渎”之文字表述比《嘉泰会稽志》所记要早整整438年。值得一提的是，据史料记载，魏晋南北朝已有“村”级建置，而真正以“××村”的表述似乎要更往后一些年代，对此我市文史爱好者俞广平先生戏称“石渎村”为“诸暨第一村”，是基于“石渎村”为我市最早村名表述的推测，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是诸暨早在1258年前已出现“村”级地名的事实，其史料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
宋、元时代诸暨城外设七十二都，渎溪乡所在区域为第十九都，明、清时期全县实行乡里制，该区域隶属于诸山乡。自古以来这里是诸暨的富庶之地，明代隆庆年间，诸暨下鄙由于水涝，灾区乡民饥荒严重，时任县令梁子琦曾召集全县富户募济饥民，域内暨阳蕾山杨氏后裔杨云岐、杨云章慷慨出粟赈饥，一同获得由梁县令亲自题写的“尚义”匾额。而说这暨阳蕾山杨氏，宋绍兴年间自义乌赤岸迁居石渎溪东南之坎头村后宅，后枝繁叶茂，除部分外迁外，更多地宅居于同里石渎溪上、下两源之滨。杨氏族裔自古尚孝德、崇善义，耕读传家，闻人代出，历来为诸暨西南之旺族。清代乾隆年间，霞纹村（今上下文村）杨如瑶（1701-1759）才誉江浙、富甲暨阳，“县内费千金以上之事非其不举”，其独自斥资修复乡内石渎溪上镜方桥、捐七百金董事修建城南浦阳江上会义桥等善行义举，《诸暨县志》具有记述。
自民国元年（1912）分设为渎溪乡后，域内乡级管理体制屡有变革。上世纪20年代渎溪乡析分为石渎乡等五个小乡，30年代中期又整合五个小乡为渎溪乡，40年代末渎溪乡曾和洩峰乡合并成五洩乡，不久又单设为渎溪乡。
尽管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化，民国时期在渎溪乡域内留下的众多红色印记，为诸暨的革命史添上了浓重的色彩。上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这里一直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活跃之地，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诸暨及路西地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26年夏，诸暨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成立后，渎溪乡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进步人士赵并欢（1902-1982）、寿景山（1906-1986）、杨春惠（1894-1974）等同志的革命斗志十分高涨，1927年初秘密策划并组织成员十多人，在杨焕村祠堂成立了国民党第三区分部，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思想，并配合北伐军打击北洋军溃兵。1937年8月在曾任中共诸暨县委书记的郦咸明的秘密联络下，利用当时石渎、青山、兴隆、大地等小乡并成大乡渎溪乡的机会，策划推举中共党员杨春惠同志担任渎溪乡乡长，为乡内未来抗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7年11月，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新店湾召开后，杨思一、郦咸明等同志于1938年1月底在逢春村祠堂组织召开西南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学习《党的抗日救国纲要》。1938年2月初，寿景山、赵并欢等在霞纹村历时两天，专门研究渎溪乡的建党工作，不久建立了中共西南区委杨焕分区委，以及杨焕、尚文、桥头、石塔头四个下属党支部。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后，充分发动群众，成立了农会、妇女会、读书会和土枪队等抗日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渎溪乡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1939年，寿景山、杨春惠和时任乡长杨纪均（1904-1946）秘密策划，组织动员当地进步乡贤共同筹备，创办了渎溪乡中心国民小学，即渎溪乡校。学校利用位于尚文村西石渎溪边的暨阳蕾山杨氏宗祠（尚文祠堂）为教育用房，由乡长杨纪均兼任校长，寿景山同志实际负责具体教学、教育工作，选聘一些进步教师作为教学骨干，仿照延安抗大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思想，因材施教、寓教于革命活动之中，虽然时常遭到日伪或国民政府当局骚扰，但由于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地下党组织手中，学校为抗日武装和解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后备力量，渎溪乡校也因此被史学界誉为“诸暨的小抗大”。
1949年随着诸暨解放，渎溪乡建立了民主政府。1951年，原渎溪乡分设兴隆、大地两乡，1956年两乡复合建立青山乡，后该区域一直以“青山”作为乡级基层组织名称，“渎溪乡”这一名称从此弃用。至50年代末期青山水库建造并蓄水后，搬迁了位于库底的逢春村，因水库阻隔原西青、横里两村又划归五洩乡管辖。2002年又由于撤销青山乡建置，其所属各行政村并入草塔镇，区域内乡一级建置彻底消失，现为大唐街道一个管理片区。而新中国成立后位于石渎溪西岸的相对、义宅等自然村曾组成“渎西”行政村，应当说多少传承着石渎溪的地名文化，随着渎西、坎头两村合并成新的青山村，又使“渎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目前原渎西乡域内惟有石渎庙，是难得的以石渎溪名命名的建筑物。石渎庙，位于石渎溪主干溪之南，历来为古十九都都庙，由于祀杨俨相公，古代曾称杨相公庙。庙宇也曾有相当规模，是域内村民祭祀、集社的重要场所，周边也历来为乡域内重要的商贸之地。现今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小集市布局的改变，石渎庙已无往日旺盛香火，周边也失去往时繁华的商业氛围，但石渎庙仍然是原渎溪乡一带重要的地标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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