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潮
我住的院子刚好在村子的一个角上，一条小溪每天由门前流过。溪水由山上流来，涓涓不断，平时的溪面是浅狭的，听不到水声，只有俯身下去才能看到溪面的轻缓移动。遇上下雨天，第二天小溪就会潺潺有声，聆之耳清；如果来一场大雨，小溪就不小了，溪面一夜间拓宽许多，而且湍然激荡，洋洋可观。溪水一路漱涤，一路有村人浣衣洗菜；溪对面有疏秀的竹林和遒劲的大树，溪水流至村口外的地方有一大片昌蒲和芦苇。拥有这番资源的一个村子是本质的，是可爱可亲的，也是令人眷慕的。
每天在清莹秀澈的溪流边上走一走，耳目自然清明不少，心气也清润。这样洁净的日子很像是对我过去那段浮华日子的补助和修正。美国电影《好莱坞医生》中的那个医生，差不多也有这样的体会。医生是洛杉矶这条轨道中的一个机械滚动着的轮子，某一天这个轮子意外地滑出了轨道，滚进了一个乡下小镇，惯性的生活被打破了，带来的是一连串的麻烦。这部电影是有寓意的，一个城市医生原本纯净的东西（包括爱），被乡下纯朴的人事一点点感染和修复了。从编导的意图上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自觉动机，但我坚持这样的看法，起码有几处可贵的细节是这样铺设的。
住进村子不久，我注意到自己脸上重新长出了一些十多年前长过的小疙瘩。我不得不天天照镜子，那些疙瘩成了不合时宜的花蕾，它们弄乱了我身体内外的季节——它们在村民们的眼里却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标识，代表年龄上的阔绰。它们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某一段躁动的时光。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现在它们重新长在那块熟悉的土地上了，不是惊喜，不算灾难，仅仅是假象一种。这可能跟身体内部的气象有关，我过去呼吸进去的污浊东西太多了，宠大杂乱地壅塞在身体的内部，我无法一下子将它们排清出去——这种情况在中医理论里可以得到解释。而我的朋友却据此通过手机对我宣布：你的第二个青春期到了！这听起来像一句口号，富有煽动性，有点急于要跟过去划清界限的意思，类同于媒体上“某某时代来临了”的说法，或者各行各业不断冒出来的新概念。这种假象引起的急功近利的想法很容易蛊惑人，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吹”出去了，它就能生根。假象，有时是可以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本；口号也可以成为生产力。我是个缺乏进取心的人，在这方面的竞争上比较薄弱，脸上明白无误地长着小疙瘩，我却没有办法为之命名；换成别人，就算脸上什么也没长，他都能发掘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来，迫不及待，并能因此不断超越，一而再、再而三地形成新的假象，新的惊喜。
稍有些新异的地方，就要大喊一声，以期引起注意。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一条不成文的纲常。这类大喊一声的人，往往是有学问的人，是出了些名的或有一定地位的人，给人一副开拓创新的形象。否则是不大容易起到作用的。张爱玲女士曾经说：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如果上帝允许野兽可以像人一样说话的话，它们的一生就是在胡说八道。人的最初也是野兽，跟猩猩猴子差不多，后来被环境进化成了人，但骨子里的动物原始性并不曾进化掉。比如物质上的习惯，人类穿的第一件衣服，就是上帝用兽皮做的，虽然后来有了麻和丝，但兽皮服装一直还是在穿，无非在制作上更讲究了；比如行为上的习惯，人类的第一桩凶杀案，是亚当的大儿子该隐因为忌妒小儿子亚伯，将亚伯残杀了，这种动物的兽性一直延续至今，一天都不曾断脱过，只会比野兽凶猛恶毒。这样说起来，人为了某种物质或精神上的原因，需要煽动性地大喊一声或说几句言过其实的话，也就算不得胡说八道了，只能说是本质的东西。
因地位或其他原因，每个人说话的分量差别之大，倒是确之如磐。我的邻居是位老妇人，我叫她阿婆。阿婆说话的分量就跟她周围的人有着天壤之别。阿婆声称自己大彻大悟达到了可以通天神的境界，只要一闭目，念上几句阿弥陀佛，菩萨就会附到她的身上。据说她身上有这种“特异功能”已经不是三五年的时间了，名气很大；名气一大，加上她的话是代表了天神的意志的，对她信仰不疑的人就远及方圆百里，每天都有人上门来求医问卜。“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只是每天都能听到她在家里大声地唱唱念念，以救苦救难的身份传达菩萨对百姓的现实“关怀”。阿婆有一天拿着两个桔子来找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是菩萨让我拿给你吃的，菩萨很喜欢你。我知道阿婆是好心，此前她就多次送过我一些新鲜果菜。我估计，哪天如若真有一位菩萨腾云驾雾地突然降临在阿婆面前，她老人家说不定会被吓晕过去。汉朝时的刘向就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古时有个姓叶的人，信仰天上的龙，他虔诚地在家具和屋梁上刻画了无数条龙，以表达他对龙的喜爱。后来龙真的出现在他家的窗口时，叶某却吓得魂都没了，拔腿就跑。
信仰，也经常会是假象。城里人都说向往自然的田园生活，如果真让他们到村子里去，大多数人住不了一礼拜就要拼命跑回去了。萨特十岁那年，有一次他一边祈祷，一边对身边的女孩说：上帝是不存在的。
人，大部分时候是生活在美好的假象中的，包括信仰；否则我们怎么会有信心或动力活下去。
天气越来越冷了，夜里我不再披那条薄薄的床单，这不足以有效保存我的体温，也抵御不了比我体温低二三十度的室温的全面侵入。晚上坐在床上，我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翻阅电视频道时，习惯于以衾拥覆；如果必须坐到案前去的话，我就穿上厚厚的毛裤和棉质的上衣，以和暖的方式向冬天致敬。现在是十一月，院子里昆虫的嘀咕声也越来越少，大多数已钻到土层里去了。任何一种生物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这是达尔文的观点。人的生存基础是建构在原始的生物性上的，它已进化成了一个庞大的杂货店。人人希望将整个生存过程寄托于这个杂货店，尽管这个过程只是从油盐酱醋绕出去一大圈，重新回到酱醋油盐，就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土地之争，争了半个多世纪还是停留在起点。我庆幸现行的生活日程由我自己独自经营着，而且简单，我不习惯合营，也不喜欢复杂，既不想谋取老虎身上的皮，也不想出让自家的敝帚。每个人精神上的原始资本是独一无二的，哪怕它原本就是一堆支离破碎的东西，我敢说这辈子我没有办法将它们有序地组织起来，建筑成一个像样的东西，但也没有想过让它们毫无意义地默默烂掉；惟一可肯定的是，它们不会与别的同类堆放在一起，或者被我内心里的汉奸出卖。这跟环境和教育没有直接的关联，差不多算是与生俱来的吧，我想。
一个村子的习性的形成，是无从考稽的。村子里上午发生的事情我不太可能知道，那个时候我基本上还在床上，我起床时，别人已经度过白天中一半的时光。
村子的日常是由一系列的约定俗成的习惯组成的，村民们的生活方式和途径大同小异，不存在别的可能性。村子里的小店内外，每晚聚着不少人，俨然村子的社交中心；打麻将看电视只是表象，村民们要的是每晚睡觉前的这段休闲时光，依仗这种集体性的娱乐。对于这里的大多数人来说，晚上不到小店里待一会儿，这一天就会感觉缺少一个环节，甚至以短暂的失眠来弥补这段空白也说不定。每次我散步经过那里，很少感觉到作为一个沙龙应有的气氛，他们一如既往延伸着村子特有的恬淡和闲逸，只是默然地打牌和静静地看电视，连蹲在一边的狗也老实得不行，它没有理由撒蹄野奔或平白乱叫。时间久了，他们对我的出现也习惯了，不会再多看我一眼，好像我原本就生活在这里。
从来没有人规定出一套村子的生活流程，也没有规定每晚例行这样安静的夜生活，可能只是前辈留下来的一个习惯，后辈都自觉地参照着执行。据说在诞生这家小店之前，这里就是村人每晚聚集的地方，可以说是全村的信息集散地，没有一个确定的谁去通知他们，只要天一暗下来，路灯一亮，搁下饭碗后的村人就自然地慢慢就往这儿汇聚了。没有人觉得应该打破它，或者改变一下这个流程，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只觉得日子就是这样子的。
能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人毕竟太少，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连内心（本质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不同的人，也不敢过与周围人不同的生活，好像跟世俗有一个黄金约定，一旦脱离了这个约定，日子就会失去重心，甚至成为大众攻击的对象。王小波说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就不像是一只常规的猪了，太离大众的谱了，弄得人人都想绝了它。顺着王小波的立场的读者，谁都觉得这样对待一只保持着自我尊严的猪，实在不是首善之举，但身临现场的话，大多数人决不会比那个手持五四式手枪的指导员手软。这是在场和不在场的问题。生活也真是因此而生动有趣，而闹热。
我在这个村子里过着无为的日子，只是觉得我的日子就该是这个样子。我和村子都喜欢安静，热闹离我们很远。世界的热闹真有点让人参不透，一些很简单的事理，却需要一次次不断地证明和反证明，跨越千百年，甚至整个人类史；像小孩玩的把戏，把一个硬币不断地抛扔出去，一会儿是正面，一会儿是反面，乐此不疲；而且，总有人在看热闹，和被别人看热闹。譬如战争。喜欢动武的人是心里空洞的人，心虚，急躁，也是最软弱的人，因为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在进攻别人时，就丧失了人最可贵的尊严。无论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某些方面也是在掷硬币，惟一的信念是，我手中还有那个硬币在。生命本身就是这样的重复，就像日出日落，就像潮起潮落，就像地球从起点到终点不断地转动。习惯性地重复着。我不是一个爱好跟人打交道的人，不敢让别人看清自己，也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谁；我的外表、脏器、年龄和对外的姓名都是一些假象。我并不一定可以看清假象背后的自己，但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比我牙齿的坚硬更持久，比如我的简单和耐心。
一条小溪的耐心是令人敬佩的，这个村子也是。村子的身世没有谁去记录它，就连邻近几十里内出现的文化名人戴表元、宋琰、林逋和巴人，都不曾做过这项工作。从附近发现的茗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这一带早在五六千年前就从事过大规模的人类社会活动。也就是说，这块土地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这么遥远。山冈夹挤出来的这条溪流的生命史，可能更为遥远。小溪一直流到现在，村子也还是那藏在青翠山林中的一丛屋宇。炊烟，也还是最初的风格。这是作为一个村子的耐心，以及可贵的尊严。
责任编辑：骆依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