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根土
中华文明历史长河，浩浩汤汤，奔流不息，神州大地，人才辈出。其中，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流中杰出人物一如秋夜星空。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故事，长传不衰即在其中。
诚然，两千余年，毕竟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西施这个人物的身影，渐渐模糊，这也在情理之中。如今我们所认知的西施，应该说大多是历代文人笔下的传说人物。作家、戏剧家为我们演绎了许多情节不同、风格迥异的传奇故事。这个作为艺术形象的西施已不是那个历史人物的西施，但其核心，即她的精神内核却是一脉相承的。
一
西施的精神是什么？同样这一命题，可以有许多的解释和阐述，我以为，其根本的一点在于：担当。明人许岱谓：“自西子之愤心于君仆妻妾, 子子女女,不忍心以身自私，而甘以其以色入吴也!”道出了西施此时此境的内心。担当是人类优秀品格的一种，是一个人对于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是一种献身精神，尤其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在西施这位芳龄女子身上，更是一种最原始、最本质、最朴素的精神。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这样具有敢担当并为之舍生忘死的人物。例如：南宋将倾覆之时，陆秀夫背负卫王蹈海赴难；清末甲午海战兵败舰毁，管带邓世昌落水后，坚拒部下推送的漂浮物，并高呼：“事已如此，誓不独生！”毅然与致远号同沉海底；不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与日军血战，因伤亡过半、弹药耗尽，求援无望，在严拒降敌后，自裁殉国，以显担当，等等。
西施非朝廷命官，亦非国之干城，她只是一个农家少女，然而，能于时局艰危之日，彰显一个平民百姓的担当精神，更为难得。
在大量的文学叙述以及诸多不同的艺术形象中，大约自明代中后期起(或可以梁辰鱼的奇传剧《浣纱记》为代表)，加重了西施思想意识和爱国情怀的笔墨，至近现代更甚。这当然是有积极意义之举，也是值得赞赏的；但若过之，如把西施描绘成一个老道、精于计算、政治态度十分鲜明的卧底，乃至演绎出“香榧夹带情报”之类的荒唐故事，就不足取了。因为，这是违背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特征可信度的。这里就涉及艺术形象与真实历史人物的差异和区别问题。具体到西施而言，西施被勾践君臣选中时，不过碧玉年华，加上习于土城3年，毕竟还只是一个出身于鬻薪浣纱农家的妙龄少女，平常随父母致力营生，其识见、学历可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宜与其艺术形象有所区别。
如果我们设西施赴吴为周敬王二十年(前490)前后，则至今已过去了漫长的2500余年。囿于历史文献记载十分稀缺，考古发现这方面资料概率又极低，历史留给我们的真是一片迷茫，要还原西施真实面貌，非常困难。自然，也绝非全无踪迹可寻。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执笔者之所记，本不限于执笔之时，而后一期之情形，亦有足据以推测其前一期者。”这也正就是文史工作者要去探究要义的一种方法。
二
试从下列几个方面去寻求西施担当精神的成因。
1.社会原因。西周末期，诸侯蜂起，周王室衰微，进入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的序幕拉开，残酷的征战频繁演绎。“春秋无义战”，而无义之战几乎天天都在进行，华夏大地，一片腥风血雨。从越王允常元年到越灭吴(前510～前473)的短短38年间，越、吴、楚、晋、齐之间的大战即达8次，规模较小的征伐屠戮，难以计数。元代张养浩在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有感于历代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慨叹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彼时，浦阳江畔的百姓，长年深陷于吴越战争之中，疆域不时变更，人民流离失所；不断的横征暴敛，无辜惨遭杀戮，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无以复加。越国的经济发展本来就落后于中原诸国，战云密布下的百姓生活之苦恁如何说都不为过。但同时也炼就了从容面对苦难的坚强、刚毅、不屈的性格，他们面对艰危，依旧奋勇向前。
西施自幼即在此战乱环境中成长，与父老乡亲一起经历苦难，也在一起面对磨炼，逐渐养成了从容对付艰危、勇于承担的坚强品性。直至今日，这样的精神在诸暨大地上一直在发扬光大。人们常说的“诸暨人南人北相”，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古代纯朴、坚忍不拔、豪侠之风。
另外，在当时的战乱频仍的环境中，人们普遍心怀期望，希冀战争硝烟消散，能过上正常的、丰衣足食的生活。西施幼小的心灵，已刻上了战争的创伤，希望创伤的平复，应是她强烈的愿望，一旦有了这样的机遇，义无反顾去承担其责，乃是情理中之事。
2.地域文化因素。古时中国南方广大地域，是百越族人活动的舞台，今日诸暨为其腹地。有方言研究学者认为，至今在诸暨的方言中尚有古越族人的语音遗存。可知春秋时期这里的先民的思想、性格带有显明的地域特色：吃苦耐劳、强悍勇武、不怕牺牲、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勇于变革、“宁为鸡首，不作凤尾”，任事敢于担当等等。
当年西施赴吴，不过桃李年华，离乡背井，别亲去国，险恶难料，她岂能不知？然而，即使有万般无奈和悲情，她还是毅然决然上路。她在此后远离故国和亲人的20来年中，面对复杂尖锐的吴越博弈、宫廷争斗等等，其难可知，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如何过得？最堪惊奇的是，吴亡以后，作为吴国子民从未将西施认定为“亡国祸水”，而恰恰相反，在流行至今的传说故事里，对其称颂和怀念有加。我的一位搞音视的朋友告诉我，2006年他们一个摄制组去姑苏一带拍有关西施的专题片，当地普通民众，至今依然称西施为“娘娘”，都十分乐意支持和协助摄制组的拍摄工作。这说明西施伟大的人格力量，今日犹在。
3.自然环境因素。当时越国腹地的宁绍平原(含今诸暨)，和稍后归入越国版图的姑蔑、闽北乃至闽南的广大区域，与富庶的中原相比，自然条件要恶劣得多，灾害频仍，生产技术大大落后于丰腴的黄河、长江流域；且又远离京畿，被视为“蛮荒之地”并不奇怪。
在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时，有一个细节足以说明越地自然灾害的多发：文种曾请越王以遭灾为名向夫差借谷，从一个侧面说明越国发生洪涝灾害频率颇高。此事结果是越国次年以优质稻谷归还，吴国以这些谷子为种子，因已先把谷子蒸熟，致使吴国绝收——这已是民间传说了。但是，越人希冀迫切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具有开放心态对待外部世界这一点应该是真实的。
就小流域来看，诸暨的母亲河浦阳江(迟至唐代起就有浣溪、浣纱溪、青弋江、浣水之别称)，丘山陡，水源短，江流曲，水涝灾害，十年九有，百姓困苦。从而也造就了浣水两岸子民不屈不挠，力求改变其处境的强悍、勇武的性格。西施虽为一个民间姑娘，却也不乏这种尽快结束刀光血火之灾以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朴素愿望。初时，她或许以为借此可解父母、乡里众亲的倒悬，义无反顾是为最应该的选择。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三
一个地域，一个族群的文化，毫无疑问是有传承性的。即以担当精神而言，在诸暨，延绵数千载，均有迹可寻。践行这种精神的志士仁人，可谓难以胜记。我们可列举一些。如元末明初的杨维桢，他在天台府尹任上，顺应民意，严惩一班人称“八雕”的黠吏，这班酷吏，横行日久，前多任官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未予惩治，唯杨维桢敢于担当，痛下杀手。果然，他虽获得民心，却得罪豪门，后被免职。四年后，降级任钱清盐场司令期间，深知盐民苦于盐额(从事盐业生产的“亭户”必须定期向官府交纳盐的数量)过高，民怨沸腾。杨维桢多次向上请减未果，后来他激愤地表示将挂印离去，上司无奈应允减少盐额3000引，为盐民争得些许利益，却导致他10年未得升迁，终致免官。
细辨诸暨历史人物，杨恒、王冕、戴良(当时属浦江)、陈洪绶等的身上，同样闪烁着这样的光辉。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傅日炯。
傅日炯，字中黄，湄池塘湾底人。明末邑庠生。曾师事山阴刘宗周，即蕺山先生。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南明福王遇害。刘宗周绝食两旬而死。傅日炯闻讯即将白发老母托付于族兄傅雨和族叔傅公平。傅日炯回家后一连数日，不敢对老母直言，只是慷慨悲歌，泪流满面。其老母深明大义，知其意，即取出新衣为儿子穿上，并亲自斟酒三杯作别。傅日炯饮尽，洒泪辞母，拜别宗祠，来到湄池步(埠)头，从容赴死。他的族兄傅商霖得悉傅日炯投水，即与秀才王三善同入化成山中，不食七日而亡。
还有见载于清代《诸暨县志》的“周国琳徒步上京救县令”“骆小姑义完一剑”等等感人故事也无不昭示了诸暨平民百姓的担当精神。
在敬仰他们的同时，人们或许至今还存有疑惑，傅日炯他们几位，论社会地位，并非显赫，所谓“诸生”“秀才”，只不过是科举时代府、州、县学的学子，不食朝廷俸禄，实际就是平民百姓。若论责任，他们之上的官吏、将士岂止车载斗量？何以在鼎革之际，做出如此激烈之举？想来，答案只有两个字：担当。如若没有担当，他们尽可以“晴耕薄田雨读书”，侍奉老母，教子养女，终此一生，恁谁也不能苛求他们。
时至近现代，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诸暨子民以乡先贤为楷模，忘我为之奋斗，乃至以身相殉，如傅国英、赵膺等。尤其是在为新中国缔造的历史时段中，更有大批仁人志士献身。截1987年止，诸暨有革命烈士1027名，显见高于周边县市。若问其原因可否仍归结为这两字：担当。
诚然，文化传承属精神层面范畴，很难找到因果关系的明晰实例，何况西施生活的时代距今又太过遥远。但我以为，上述例子足可证明精神因子的传承，正在润物无声地数千年永续；如作逆向思考，以今系古，也能烛照当年西施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