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三贤”之一，元代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的一幅书法作品《壶月轩记》，6月6日在北京保利2021春拍“仰之弥高——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举槌开拍，经过长达50多分钟、近70轮加价竞拍之后，最终以7850万元落槌于电话委托买家，加佣金以9027.5万元成交，这一价格也大幅度刷新了杨维桢作品最高价纪录。
■融媒体记者 何珠华
《壶月轩记》是杨维桢存世最晚的三件作品之一，也是它深藏日本100多年后首次向中国人展露真容。 “超过20年，杨维桢书法都是书法史研究里的一门‘显学’，他是书法史中罕有的在身后600年再次迎来超级评价的书法家。这是一种十分传奇的成就。仅就他个人书法本身的格调来说，更妥帖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杨氏思想和人格的一种‘折’。作为陆象山（1139-1193）的信徒，他倡导自我，曾作《大人词》，号称是一个天子不能笼络，王公不配同俦，但身备万物的‘铁牛大人’。他会将文学的歌颂对象布施给商人、工匠、艺妓这样的‘下层人’。他又主张‘自然’，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存在，他尤其反对文学创作时‘执笔呻吟、模朱拟白’。”“书法喵”发表的《〈壶月轩记〉：1369年，“上海文青”的温情往事》一文，对《壶月轩记》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人们如今实际对杨维桢书法进行了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现代解读’。在此背景下，他那狠重、奇特、怪异、突兀、跳荡的笔迹，也就被赋予了新的情感和意义。这是绝大多数元代书家没有的待遇。”
作为杨维桢的故乡人，诸暨籍在杭学者、书画文化研究者陈汉波用“价高艺也高”来形容这次拍卖。他告诉记者，就他所能见到的拍卖纪录，杨维桢、王冕、陈洪绶作品至今的最高拍卖价分别为：杨维桢《壶月轩记》，9027.5万元（北京保利2021年春拍）；王冕《格胜神全墨梅图》，5712万元（北京保利2010春拍）；陈洪绶《花鸟湖石草虫册》，4945万元（东方大观2019春拍）。
“当书画艺术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其价格的衡定，较之一般商品要复杂得多。作品的水准是衡量艺术品价格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唯一方面，还受到作品本身如品相、题材、好尚、存世量；作品以外如作者的名位声望、市场运作（包括资本运作）、传媒推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陈汉波认为，“若从历史与时代的坐标点上，看书画艺术品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古书画，经时间的沉积，大浪淘沙，价格与价值大致相当；近现代也差不多，吴、齐、黄、潘四大家，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质高价也高；当代则未必。由于受太多外在因素影响，名实不符的委实不少，书画价格与价值时常背离。”
但王冕、杨维桢、陈洪绶三位，他们不仅各自被收录于《中国绘画史》《中国书法史》，各有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他们的艺术造诣，在所处时代中亦为翘楚。加之作品的存世量少（王冕约20幅；杨维桢约40来幅；陈洪绶稍多些，因大部分为文博单位收藏，市场流通的实际也不多），“所以一旦遇上好的年代（中国书画拍卖已进入亿元时代），好的机会，能拍出这样的价格并不奇怪。”陈汉波说。
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总监李雪松则认为，近20年来，学术领域对杨维桢的研究非常丰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关注到杨维桢，但因为杨维桢存世作品实在太少了，近些年一直没有重要的杨维桢书法代表作真迹出现，缺乏一个导火索。这件大创纪录的杨维桢《壶月轩记》之后，想必会带动一股对于杨维祯以及元代文人之间交际的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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