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乐平（左）考古工作照。 “从七千年河姆渡出发，走过八千年的跨湖桥，抵达了一万年的上山。这是时间的逆行，这是思想的方向，这是考古人才能享受的旅程。”——蒋乐平
■融媒体记者 周旦
近日，诸暨籍考古学家蒋乐平在诸暨开展了一场题为《从河姆渡到上山遗址——浙江新石器时代新认识》的社科讲堂。30多年来，蒋乐平坚守田野考古第一线，随着他的讲解，河姆渡遗址、楼家桥遗址、萧山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物质遗存所承载的历史画卷得以鲜活展开。
蒋乐平，出生于1962年，大唐街道银杏村下蔚自然村人，考古学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浦江上山遗址和萧山跨湖桥遗址是其主持发掘的两个重要遗址，两处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分别被命名为“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在坚守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蒋乐平还执着于学术研究，笔耕不辍，先后在国内、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合作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8部考古研究报告和学术专著，并荣获“全国十佳文博图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大奖。2020年，他被评为首届“最美浙江人·最美文旅人”。
与考古结缘
蒋乐平是土生土长的诸暨人。他在冠山溪畔山水间游玩、劳动、长大。他善于思考，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后停学一年，1978年考入草塔中学，后来又到枫桥白米湾中学读文科。1981年，蒋乐平考入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
关于选专业，还有一段插曲。一开始他在志愿表上填了国际金融专业，被当会计的父亲看到，便问：“你不是喜欢文科的吗？怎么又去报国际金融了？”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让蒋乐平恍然大悟。他用橡皮小心翼翼地擦去原来的选择，把专业改成了考古学。
而这个选择，让中国考古界多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星。
进了大学后，蒋乐平开始系统学习考古，并深深爱上了这门学科。从小在农村长大，蒋乐平传承了诸暨人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优点，在田野里探索世界，对他来说，不是吃苦，而是浪漫又理性地追溯历史。
1985年，蒋乐平大学毕业。由于身体原因，他不得不在家休养，无法继续深造和工作。但他一直在关注着行业动态，不断从书上学习考古知识，为考古时刻准备着。“坚持做考古对我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能做一名学者，我认为是一种光荣，喜欢就是我坚持下来最大的理由。”
推开考古之门
大学毕业整三年后，蒋乐平才正式开始了走向远古的跋涉，叩开了考古工作的大门。因为喜欢新石器时代考古，他投身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
浙江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一直很有名。在获得对河姆渡文化一定的认识后，他决心在浙中一带探索未知，刚好杭金衢高速建设沿线的考古调查任务落在他身上。从衢州到杭州，260多公里路，他用脚丈量，一路前行。
“为什么走得这么认真，因为浙江原来的考古中心一直是宁波地区和杭嘉湖地区，浙中、浙西地区考古基本上是空白。”他想在这些地区找到一个遗址进行发掘，找到一把打开历史的钥匙。
但一路下来，发现了很多古墓葬、古窑址，却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样，蒋乐平走到了家乡诸暨。
“也许这是和家乡的缘分吧，发现遗址的地方还有不到100米就出诸暨地界了。”在诸暨和萧山的交界附近，蒋乐平在次坞镇楼家桥村终于发现了遗址，后来叫楼家桥遗址。1999年，杭金衢高速公路建设启动，楼家桥遗址正式开始发掘。
作为楼家桥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他带领一行6人，需要完成测绘、照相、发掘、研究等工作。白天在野外考古，晚上继续琢磨问题，他会把当天的发现写进考古日记。
楼家桥遗址的发现，让世人知道，在6500多年前的诸暨，我们的祖先住在一种称为“干栏式”建筑的房子里。根据楼家桥考古发掘的现场看，这些干栏式建筑建在一个低缓的山坡上，有点像“吊脚楼”。
“考古具有偶然性，对于一个考古人而言，可以说我很幸运。”楼家桥遗址发现后，2000年的夏天，蒋乐平决定扎根浦阳江一带，深入展开考古工作，并提出《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课题。调查实施过程中，诸暨市博物馆成为考古调查队的大本营、指挥中心，同时进行的是楼家桥遗址出土文物的整理、修复。
“后来证明，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收获巨大，意义非凡。”蒋乐平说，“正是在2000年的下半年，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的文化面貌渐露峥嵘。浙江7000年的历史向着8000年、10000年延伸。”
2001年开始，他陆续主持了萧山跨湖桥遗址、浦江上山遗址、龙游荷花山遗址和义乌桥头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其中跨湖桥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荷花山遗址和桥头遗址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随着一次次的考古发掘，浙江史前文明的纪录一次次地被刷新，不断往前推进。
万年史前文明的突破
2000年9月，蒋乐平所在的考古队来到浦江渠南村调查，这里分布着呈南北向的若干水塘，这些水塘实为一条废湮古河道的遗留水域，宽约十来米，曲折断续。塘山背，竟有一处良渚文化墓地——44座墓葬，为解决钱塘江以南良渚文化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而这，正是上山文化发现的牵引线。
考古队决定把调查范围向周边延伸，酝酿第二年的发掘，目标之一，便是村庄北面的“上山”，一座小土丘。
“我们和当地村干部提前联系好，然后住在农户家。”蒋乐平说，选定根据地后，他们像游击队一样在方圆一两公里范围内进行探掘，一般会选取地貌隆起的高地——往往是农民的庄稼地，在支付适当的青苗损失费后，就挖出一个个桌子大小的小坑。在那个后来叫“上山”的土丘上，他们发现了一块夹炭红衣陶片。“在普通人眼里，这就是一块不起眼的瓦片，但我一眼就看出，这块陶片和以前发现的不一样。”
他在考古日记里写下了这个发现，那时他并不知道这块陶片会轰动考古界。
“我一直记着这块陶片，后来跨湖桥遗址的陶片也要测年，了解到夹炭陶片也可以测年，就正好一起送去了北京大学。结果一测是一万一千年！”蒋乐平说。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但数据真实地显示就是如此。
上山遗址后来命名为上山文化。在上山文化的后续发掘中，发现了太多的意外惊喜，填补了太多空白——这里有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这里有9000年前的木构建筑和环壕遗迹，那是东亚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初级村落；这里普遍发现了栽培稻遗存……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作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重要批示，此后蒋乐平更是常年奔波于钱塘江上游的山山水水，带领考古队，在浙江中部地区的河谷盆地中发现一个又一个的上山文化遗址。
这些发现所确定的上山文化遗址群，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群，被公认为世界稻作农耕文化的重要起源地。这一重大成果不但推进了农业起源领域的国际学术水平，也抢救和保护了一处具有标志性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上山文化正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蒋乐平说，“良渚文化从发现到申遗成功用了80年，上山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同样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骆依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