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乐平(左)考古工作照。 “从七千年河姆渡出发,走过八千年的跨湖桥,抵达了一万年的上山。这是时间的逆行,这是思想的方向,这是考古人才能享受的旅程。”——蒋乐平


  ■融媒体记者 周旦

  近日,诸暨籍考古学家蒋乐平在诸暨开展了一场题为《从河姆渡到上山遗址——浙江新石器时代新认识》的社科讲堂。30多年来,蒋乐平坚守田野考古第一线,随着他的讲解,河姆渡遗址、楼家桥遗址、萧山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物质遗存所承载的历史画卷得以鲜活展开。

  蒋乐平,出生于1962年,大唐街道银杏村下蔚自然村人,考古学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浦江上山遗址和萧山跨湖桥遗址是其主持发掘的两个重要遗址,两处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分别被命名为“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在坚守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蒋乐平还执着于学术研究,笔耕不辍,先后在国内、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合作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8部考古研究报告和学术专著,并荣获“全国十佳文博图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大奖。2020年,他被评为首届“最美浙江人·最美文旅人”。

  与考古结缘

  蒋乐平是土生土长的诸暨人。他在冠山溪畔山水间游玩、劳动、长大。他善于思考,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后停学一年,1978年考入草塔中学,后来又到枫桥白米湾中学读文科。1981年,蒋乐平考入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

  关于选专业,还有一段插曲。一开始他在志愿表上填了国际金融专业,被当会计的父亲看到,便问:“你不是喜欢文科的吗?怎么又去报国际金融了?”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让蒋乐平恍然大悟。他用橡皮小心翼翼地擦去原来的选择,把专业改成了考古学。

  而这个选择,让中国考古界多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星。

  进了大学后,蒋乐平开始系统学习考古,并深深爱上了这门学科。从小在农村长大,蒋乐平传承了诸暨人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优点,在田野里探索世界,对他来说,不是吃苦,而是浪漫又理性地追溯历史。

  1985年,蒋乐平大学毕业。由于身体原因,他不得不在家休养,无法继续深造和工作。但他一直在关注着行业动态,不断从书上学习考古知识,为考古时刻准备着。“坚持做考古对我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能做一名学者,我认为是一种光荣,喜欢就是我坚持下来最大的理由。”

  推开考古之门

  大学毕业整三年后,蒋乐平才正式开始了走向远古的跋涉,叩开了考古工作的大门。因为喜欢新石器时代考古,他投身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

  浙江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一直很有名。在获得对河姆渡文化一定的认识后,他决心在浙中一带探索未知,刚好杭金衢高速建设沿线的考古调查任务落在他身上。从衢州到杭州,260多公里路,他用脚丈量,一路前行。

  “为什么走得这么认真,因为浙江原来的考古中心一直是宁波地区和杭嘉湖地区,浙中、浙西地区考古基本上是空白。”他想在这些地区找到一个遗址进行发掘,找到一把打开历史的钥匙。

  但一路下来,发现了很多古墓葬、古窑址,却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样,蒋乐平走到了家乡诸暨。

  “也许这是和家乡的缘分吧,发现遗址的地方还有不到100米就出诸暨地界了。”在诸暨和萧山的交界附近,蒋乐平在次坞镇楼家桥村终于发现了遗址,后来叫楼家桥遗址。1999年,杭金衢高速公路建设启动,楼家桥遗址正式开始发掘。

  作为楼家桥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他带领一行6人,需要完成测绘、照相、发掘、研究等工作。白天在野外考古,晚上继续琢磨问题,他会把当天的发现写进考古日记。

  楼家桥遗址的发现,让世人知道,在6500多年前的诸暨,我们的祖先住在一种称为“干栏式”建筑的房子里。根据楼家桥考古发掘的现场看,这些干栏式建筑建在一个低缓的山坡上,有点像“吊脚楼”。

  “考古具有偶然性,对于一个考古人而言,可以说我很幸运。”楼家桥遗址发现后,2000年的夏天,蒋乐平决定扎根浦阳江一带,深入展开考古工作,并提出《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课题。调查实施过程中,诸暨市博物馆成为考古调查队的大本营、指挥中心,同时进行的是楼家桥遗址出土文物的整理、修复。

  “后来证明,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收获巨大,意义非凡。”蒋乐平说,“正是在2000年的下半年,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的文化面貌渐露峥嵘。浙江7000年的历史向着8000年、10000年延伸。”

  2001年开始,他陆续主持了萧山跨湖桥遗址、浦江上山遗址、龙游荷花山遗址和义乌桥头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其中跨湖桥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荷花山遗址和桥头遗址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随着一次次的考古发掘,浙江史前文明的纪录一次次地被刷新,不断往前推进。

  万年史前文明的突破

  2000年9月,蒋乐平所在的考古队来到浦江渠南村调查,这里分布着呈南北向的若干水塘,这些水塘实为一条废湮古河道的遗留水域,宽约十来米,曲折断续。塘山背,竟有一处良渚文化墓地——44座墓葬,为解决钱塘江以南良渚文化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而这,正是上山文化发现的牵引线。

  考古队决定把调查范围向周边延伸,酝酿第二年的发掘,目标之一,便是村庄北面的“上山”,一座小土丘。

  “我们和当地村干部提前联系好,然后住在农户家。”蒋乐平说,选定根据地后,他们像游击队一样在方圆一两公里范围内进行探掘,一般会选取地貌隆起的高地——往往是农民的庄稼地,在支付适当的青苗损失费后,就挖出一个个桌子大小的小坑。在那个后来叫“上山”的土丘上,他们发现了一块夹炭红衣陶片。“在普通人眼里,这就是一块不起眼的瓦片,但我一眼就看出,这块陶片和以前发现的不一样。”

  他在考古日记里写下了这个发现,那时他并不知道这块陶片会轰动考古界。

  “我一直记着这块陶片,后来跨湖桥遗址的陶片也要测年,了解到夹炭陶片也可以测年,就正好一起送去了北京大学。结果一测是一万一千年!”蒋乐平说。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但数据真实地显示就是如此。

  上山遗址后来命名为上山文化。在上山文化的后续发掘中,发现了太多的意外惊喜,填补了太多空白——这里有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这里有9000年前的木构建筑和环壕遗迹,那是东亚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初级村落;这里普遍发现了栽培稻遗存……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作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重要批示,此后蒋乐平更是常年奔波于钱塘江上游的山山水水,带领考古队,在浙江中部地区的河谷盆地中发现一个又一个的上山文化遗址。

  这些发现所确定的上山文化遗址群,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群,被公认为世界稻作农耕文化的重要起源地。这一重大成果不但推进了农业起源领域的国际学术水平,也抢救和保护了一处具有标志性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上山文化正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蒋乐平说,“良渚文化从发现到申遗成功用了80年,上山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同样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骆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