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一作先施，又称西子，是春秋末期越国苎萝村人。作为美人计的关键人物，她忍辱负重，与郑旦等美女献给吴国，成为了吴王夫差的宠妃，并为越国灭吴雪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西施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堪称家喻户晓，但在最权威的《国语》《左传》《史记》中没有丝毫记载，加上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故而产生很多不同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近日，有诸暨学者查证大量文献史料，对有关西施的情况进行剖析，以求还原历史事实，同时也印证西施故里在诸暨这一历史定论。
■特约撰稿 李科才
越女西施
西施其人其事，虽然在《国语》《左传》《史记》等正史中未见明确记载，但在其他先秦文献中，特别是一些来自于民间的个人著作中却有较多涉及，说明西施还是受到了很多文人墨客的瞩目，罗列如下：
墨翟《墨子·卷一·亲士第一》：“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
慎到《慎子·威德》：“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则见者皆走；易之以元緆，则行者皆止。”
尸佼《尸子·卷下·散见诸书文汇辑》：“人之欲见毛嫱、西施，美其面也。”
孟轲《孟子·卷八·离娄下》：“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
庄周《庄子·卷一·齐物论第二》：“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又卷五《天运第十四》：“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颦，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荀况《荀子·卷十二·正论第十八》：“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
韩非《韩非子·卷十九·显学第五十》：“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
那么《国语》《左传》《史记》中为什么会没有西施的丝毫记载呢？其实史料反映，西施等人只不过是文种“灭吴九术”中的一颗棋子而已，美人计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唐代诗人陆龟蒙（？—881）在其所作的《吴宫怀古》一诗中，认为：“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其后，罗隐（833—909）也在《西施》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到了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1021—1086）作过一首《嘲吴王》的诗，也表达了吴国灭亡与西施关系不大的见解，诗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由此可见，西施被史书忽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对美女西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她在灭吴这一重大事件中的价值，或者说导致吴国覆灭的“红颜祸水”的作用，也被不断地夸大，故而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
先秦以降，关于西施的诗文记载更是难以计数，有些甚至广为传颂。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西施只是古代美女的代称，其人并不存在。这个观点，主要产生于《管子·卷十一·小称第三十二》中的一段记载：“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管子即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前723？—前645），出生比西施要早200多年，他的书中怎么会有西施的记载呢？所以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其实从许多资料可以看出，《管子》一书并非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之作，而是由后人不断补充完成的，成书年限当在战国到西汉之间。因此，用《管子》的记载来论证西施是否存在是不足为据的，而西施在历史上应该是确有其人的。
西施名号
西施又称先施。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辑的文章选集《文选》卷十九中，载有战国时楚国诗人宋玉（前298？—前222？）所作的《神女赋》一文，其中有云：“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唐人李善（630—689）注引曰：“《慎子》曰：‘毛嫱先施，则天下之美妓也。衣之以皮倛，则见者皆走；易之以玄锡，则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又《文选》卷三十四中，载有西汉词赋家枚乘（？—前140）所撰的《七发》一文，其中有“使先施、徵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娵、傅予之徒”一句，李善注曰：“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这应是最早记载和注解西施又作先施的古籍了。
西施又作西子。应首见于孟轲（前372？—前289）所著的《孟子·卷八·离娄下》：“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到了北宋年间，大文豪苏东坡（1037—1101）在七绝古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有赞美西施和西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由此更加推广了西子这一美称。
东晋陇西安阳方士王嘉（？—390），字子年，滑稽好语笑，是中国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所撰的《拾遗记》卷三云：“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即西施、郑旦之别名）以贡于吴。吴处以椒华之房，贯细珠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魄，谓之神人。吴王妖惑忘政。”这应该是西施别名夷光、郑旦别名修明的最早记载。《拾遗记》属志怪小说，离西施生活的年代也已经800多年了，故其记载的西施和郑旦别名，也极可能是出自于杜撰，并不足为信。
东施效颦
成语“东施效颦”的出典，源自于庄周（前369？—前286？）《庄子·卷五·天运第十四》记载：“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颦，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唐代时，已有诗人在诗作中写到“效颦”的故事，如宋之问（656？—712？）《浣纱篇赠陆上人》：“艳色夺人目，效颦亦相夸。”王维（701—761）《西施咏》：“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从上文可知，庄子记载的只是“里之丑人”，两首唐诗中也并未说明此人叫做东施。然而，为了衬托西施的美丽，在不断的艺术加工中，这个与美女西施相对应的丑人，便被称作了“东施”。
北宋地理学家乐史（930—1007）著《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记载：“巫里，勾践得西施之所，今有西施家、东施家。”可见，到了北宋的时候，东施的形象也已深入人心，甚至有了“东施家”这样的地名了。
美女郑旦
研究西施，自然也离不开郑旦。郑旦之名未见于先秦古籍，最早记载郑旦的是东汉袁康、吴平纂辑的《越绝书》，且都是与西施同时出现的。其中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记载：“美人宫……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女出苎萝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又卷十二《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载：“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昔者，越王勾践窃有天之遗西施、郑旦，越邦洿下贫穷，不敢当，使下臣种再拜献之大王。’吴王大悦。”东汉会稽学者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也记载：“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
郑旦和西施出生地相近，这在史料记载上应该是毫无疑义的。然而萧山发起西施故里之争，认为西施是临浦人，且有一些古籍记载和古迹遗存来印证。不过却始终没有认为郑旦也是萧山人的观点，当然更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这明显是一大硬伤。
此外，有文章认为，今鸬鹚湾、金鸡山一带为郑氏族居之地，人口众多，应该是郑旦的同族后裔。但查阅当地的《暨阳郑氏宗谱》和《暨阳鸡山郑氏宗谱》，都记载为南宋以后从浦江义门郑氏迁居而来，与郑旦并无关系。再则，诸暨地方文史专家杨士安先生认为，西施不姓施、郑旦未必姓郑，只是古越语的记音而已，也可成一说。
在今天说来较为可笑的是，晚清诸暨名士陈蔚文（1865—1939）曾撰写《募复建浣溪亭缘起》并刻石立碑，文中写道：“清室逊位后十年二月十二日未刻，在本殿设坛。蒙大汉追封救国真人郑旦，法名采苹，史名夷光，号西施，到乩谕曰：‘吾乃本邑若耶溪萝山之阳西施村人也。父姓郑，名洛，字越民，母姓施，父为施家村施氏赘婿。村在溪之西，故名曰西施，村即苎萝村也……’”用扶乩的自白，将西施、郑旦混同为一人，也就难怪民国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96—1945）在游览西施庙之后，有“陈郎多事搜文献，施女何妨便姓西”之讽了。
苎萝山考
西施出生于苎萝山，是历史定论，向无异议。
最早记载苎萝山的，也是成书于东汉年间的《越绝书》，其中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记载：“美人宫……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女出于苎萝山，欲献于吴。”其后，《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又记载：“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会稽志》：‘苎萝山在诸暨县南五里。’《舆地志》：‘诸暨县苎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十道志》：‘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纱石。’）”
苎萝山又作苎罗山。据唐代欧阳询（557—641）所著《艺文类聚·卷八·山部下》记载：“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苎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北宋时李昉（925—996）所著的《太平御览》卷四十七载：“土城山。孔晔《会稽记》曰：‘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苎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载：“苎罗山，山下有石迹水，是西施浣纱之所，浣纱石犹在。”地理学家王象之（1163—1230）在其所著的《舆地纪胜·卷一·两浙东路》载：“苎罗山，在诸暨南五里，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苎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萧山县亦有此山。”祝穆（？—1255）所著《方舆胜览·卷六·浙东路》载：“苎罗山，在诸暨南五里。”
苎萝山又作罗山。见载于《太平御览》卷四十七：“罗山。孔晔《会稽记》曰：‘诸暨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苎罗山。’”同书卷三百八十一：“《吴会分地记》曰：‘土城者，勾践时索美女，欲以献吴，于罗山得西施、郑旦，作土城贮之。’”
此外，据清代笔记小说家德清徐承烈（1730—1803，即西吴悔堂老人）所著的《越中杂识》上卷“山·苎萝山”条目下记载：“……一在诸暨县南五里，滨浦阳江之西，俗呼为张家山。”可知诸暨苎萝山又有“张家山”这一俗名，或许此山曾为张姓所有，就像同在诸暨市区的鹞鹰山为浣江郦氏祖墓地而俗称“郦家山”一样，然未见他书有载。
萧山亦有苎萝山，始见载于南宋施宿（1164—1222）所著的《嘉泰会稽志》。在卷九“山·诸暨县·苎罗山”条目下有众多关于西施、郑旦出自此山的文字，并附注曰：“苎罗山一在萧山县，今并存之。”同样在卷九“山·萧山县·苎罗山”记载：“在县南三十里，有西子庙（一在诸暨县，今两存之）。”而卷十一“诸暨县·浣纱石”条目下附注：“以《旧经》诸志所载，则西子家宜在诸暨。故今系之。”可知已经否定了西施出自于萧山的可能性。其后，《舆地纪胜》在记述诸暨苎萝山的时候，也提到了“萧山县亦有此山”。
从上述内容可知，最早明确记载诸暨苎萝山的南北朝《会稽记》，与最早记载萧山苎萝山的南宋《嘉泰会稽志》相比，至少要早800年左右。
西施之沉
关于西施的结局，可谓众说纷纭。最早记载西施结局的是《墨子·卷一·亲士第一》云：“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墨子名翟（前480？—前420？），出生于春秋末期，距越国灭掉吴国的时间很近，相关记载应该更接近于历史真相。他在写西施的死因时，同时也记述了比干、孟贲、吴起的死因，而对此三人的记述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据此也可以印证，墨子所记载的西施死因应该也是可信的。
这个观点，在《东坡异物志》一书中也有体现：“扬子江有美人鱼，又称西施鱼，一日数易其色，肉细味美，妇人食之，可增媚态，据云系西施沉江后幻化而成。”
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1488—1559）对西施的结局也作过考证，他在其著作《丹铅总录·卷十三·订讹类·西施》一文中写道：“世传西施随范蠡去，不见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而附会也。予窃疑之，未有可证以折其是非。一日读《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吴亡之后，西施亦死于水，不从范蠡去之一证。’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所书得其真。然犹恐牧之别有见，后检《修文御览》，见引《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乃嗟曰：‘此事正与墨子合。杜牧未精审，一时趁笔之过也。’盖吴既灭，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随鸱夷者，子胥之谮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鸱夷，今沉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故云随鸱夷以终。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乃影撰此事，以坠后人于疑网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诬千载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西施死于“沉”，也就是淹死的，是因为她太美丽，这就是所谓的红颜薄命吧。那么是谁想淹死她呢？没有确切的文献史料记载。明人冯梦龙（1574—1646）编撰的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认为沉西施是越夫人所为，文中写道：“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这个说法确实比较符合情理，但历史小说毕竟是带有虚构性的，不能当作信史来对待。
至于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隐居起来的“泛湖说”，最早见于唐代学者陆广微在《吴地记》中引《越绝书》曰：“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是说西施回到范蠡身边，一起离开了越国。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1521—1594）改编的《浣纱记》，则更是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希望西施娘娘能过上美好生活的一种良好愿望，希望西施和范蠡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实际上无非是一种艺术的演绎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