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全体修志人员近7年的努力编纂，《诸暨市志（1979~2012）》于近日完成印刷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诸暨的第二部志书，也是诸暨撤县设市后的首部志书。

　　根据全省第二轮修志工作统一部署，我市市志编纂工作于2014年正式启动。为完整反映诸暨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建设成就，系统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和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状况，本次记述上限上溯至1979年，与前志有8年时间的交叉。

　　本志的出版是诸暨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文化成果，对于诸暨保护文化历史、挖掘文化遗产、打造文化名片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通讯员 俞广平 摄

　　《诸暨市志（1979~2012）》的编纂特色 

　　《诸暨市志（1979~2012）》编修工作历经修志准备、资料收集、志稿撰写、志稿评审、印刷出版等阶段，全志46编，共约350余万字。

　　编纂过程中，编辑部对照方志修纂规范，在充分吸收借鉴外地做法、多方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市志纲目，并先后邀请领导和专家对纲目进行六轮论证，对论证后纲目依据行政职能予以分解，确定若干专题并组织专题招标。市志纲目的形成是志书编纂过程中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也是成功编纂志书的基础。编辑部强化质量意识，既重视总体方面质量也重视细微处的质量，既重视修志全程的质量把控也不忽视修志定稿前的质量把关，从篇章结构到文字标点，从图片表格到出版要素，花费近一年时间征求意见、推敲修改、反复打磨，直至定稿。

　　根据时代背景，《诸暨市志（1979~2012）》采用写全貌、写轨迹、写发展的方法，有机地结合概括叙述与典型记述的关系来设计结构，交代改革主旋律，做到面貌清楚、阶段鲜明，实体彰显。续志与前志时间交叉的8年，力求写出时代新内容，重在精练浓缩，简洁明了，避免跟前志的简单重复，其余部分内容，则要求突出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相对详细记述。经济部类是第二轮志书的重点部类，也最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因此本志在经济部类上所施笔墨较重。经济部类中还设置经济总情编，将全市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及体制改革相关内容集中记述，并且置于经济部类之首，突出时代特色。

　　《诸暨市志（1979~2012）》也突出了地方特色，以升格、设专记等形式烘托。本志初始编纂时，大唐袜业编和山下湖珍珠业编只是工业编中的一章，因考虑到其在我市特殊的经济地位，以及在改革开放历史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的成长经历，升格为编。本志各编撰写时也都充分考虑我市地情设置章节，如镇乡（街道）编除了记述各镇乡（街道）基本情况外，还对各镇乡（街道）的特色产业作了简单介绍。本志启动之初拟设置多篇专记，随着编纂工作的推进，专记数量有所变化，但是重点未变。如设置“枫桥经验”专记，诸暨作为“枫桥经验”的诞生地，历史和政治地位彰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枫桥经验”历久弥新。把“枫桥经验”作为诸暨的一面旗帜，用专记的形式加以记述，突出特色。

　　此外，西施文化在志书中也升格为编，使诸暨作为越国故都、西施故里的文化乡愁和情感传承在本志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施文化是诸暨文化的核心品牌，也是诸暨人心里最柔软的情感地。西施文化编的编纂经历多次研讨和反复修改，凝聚了各地西施文化专家的心血，以秉笔著信史的理念专门对西施史证的脉络进行梳理，将与西施有关的遗迹、民俗、文艺及相关研究汇集编录，如实记录了西施文化在诸暨的诞生、发展和传播，持续提升西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西施、理解西施进而爱上诸暨。

　　建县以来共纂修了13部县志 

　　国有史，地有志，族有谱，“方志”文化是中国所特有的。绍兴有“方志之乡”之美誉，中国方志源绍兴，最早的方志《越绝书》就出于绍兴。而作为绍兴地区的县级市，诸暨这座越国古都素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建县以来共纂修了13部县志，现存有乾隆、康熙、光绪3部旧志。

　　我市现行的县志是1993年版的。该版本的修纂工作始于1983年，其时全省性启动地方志编纂工作，以文化昌盛、耕读传家为荣的诸暨自然不能缺位。政府出面，专门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历时8年完成，最终于1993年12月出版，总计字数137.5万。这部县志受到了领导的好评、专家的肯定和读者的称赞，获浙江省第四届地方志评选三等奖。

　　通过1983年启动的诸暨县志修纂工作，我市从省内外陆续搜集到和诸暨相关的地方文献《经野规略》《苎萝志》《诸暨诗存》《诸暨诗英》《诸暨乡土志》《诸暨民报五周纪念册》等，为后人了解诸暨、建设诸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还相继编纂出版了部门（行业）志35余部、镇乡志5部、家谱216宗、村志10部。自2002年起，又每年编纂出版了《诸暨年鉴》。这些修志成果的取得，为诸暨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持，也为新一轮市志编修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6年，时年82岁高龄的刘效柏参与修志。他曾是1993年版《诸暨县志》的主编，也是《诸暨市志（1979-2012）》的编辑顾问。作为一名老方志人，刘效柏对这轮修志寄予厚望。他说，首先，参加修志的或是社会贤达或是离退休老同志，他们都是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且懂业务、熟地情、善文章、乐奉献，是一支很优秀的编辑团队。其次，在求真上下足功夫，始终秉持“志乃信史”的理念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确保入志资料翔实准确、全面真实，比如在“枫桥经验”专记的编纂中，9页纸的内容前后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得以定稿，其中光是为“枫桥经验”下个定义就花了很长时间，经过多次推敲才最终确定。

　　编史修志是一项功在当代、惠泽千秋、知往鉴今的社会文化事业。在刘效柏看来，《诸暨市志（1979-2012）》只有具备权威性、学术水平和重要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才能成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精品工程。“第一轮修志时，我们按照传统写法，以教科书模式对诸暨方言的语音、语调、语法等进行了描述。而到第二轮修志时，不能照搬第一轮的成果，而方言是一直在萎缩的，这就让材料收集工作显得异常困难。”为求突破，刘效柏及时调整工作方法，提出进行方言研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了多年以来几次重要的方言调查活动，从中提取线索，再进行实地采访，从而获得了许多缺失的文字资料，提高了方言篇的学术含量。“修志不光是整理、汇编地方资料，而是想通过收集、整理，使其有社会学的研究意义，提高地方志的学术含量。”刘效柏说。(融媒体记者 徐晨晨 何珠华 通讯员 陈琳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