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一些主要的指标，比如发电量、返城率都在快速恢复。但是代价非常沉重，胜利来之不易。根据公布的中国经济数据，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13.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20.5%；这些数据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本身的下行压力叠加疫情冲击，基建投资成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最重要的抓手，被赋予经济启动机和助推器的重任。“新基建”投资因兼顾短期拉动经济和中长期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成为点亮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希望。短期内，扩大“新基建”投资有助于稳增长和保就业；中长期，“新基建”的适度前瞻性布局有助于加快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不是四万亿重来，重走老路。未来“新”一 轮基建主要有四“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新的地区。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和制度变革，因为它更多的是新产业、新技术、新经济。财政政策应该更多地支持企业降低税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融政策应该给比如说专项贷款、并购、IPO、发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包括规范的PPP。产业政策方面应该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和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

　　四是新的主体。对于新基建，应该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对于基础设施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市场一起来干，或者政府支持市场企业来干。对于商业应用更多的依靠市场和企业来干。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地配合支持，共同发挥作用。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产业等基础支持。（魏阳）